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文明”的招牌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佣中国人，成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光绪二十七年的庚子巨祸，晚清几乎折腾完所剩无几的精气神，庙堂之上自诩清流之众，被打脸打得最凶，十余万清军不敌二万余人的联军，黄粱一梦在洋人的枪炮中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