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抢劫的秩序
当然，日军绝非不沾荤腥的猫，只是与其他军队的涣散相比较，日军更为克制、更有约束，甚至在抢掠方面也更有组织纪律性。
当联军大多数官兵到处为自己寻找发财机会时，日军却在严密的组织下，直插大清国的财政部(户部，办公地点在今公安部地址)，一举掠走库存白银近300万两。同时，他们从各衙门抢了大量的文件，其中不少至今尚未公开，成为国际史学界最为期待的宝库之一，以期填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资料空白。
光绪二十七年的庚子巨祸，晚清几乎折腾完所剩无几的精气神，庙堂之上自诩清流之众，被打脸打得最凶，十余万清军不敌二万余人的联军，黄粱一梦在洋人的枪炮中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