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声言“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关押自己，于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亲，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除非不给我们吃穿。”
1955年3月下旬，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进京参加了一次党代会。4月1日，大会结束后的第一天，潘汉年找到了上海代表团的团长陈毅，交给他一份书面材料。陈毅一看这份材料，觉得非同小可，事关重大。
廖仲恺被刺杀后，蒋介石抓住机会大做文章。利用卑鄙手段，逼走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从而获得了军权。当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地位升至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位的时候，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激起了粤军将领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