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后，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1军特务队到达陕北后编入中央保卫局，担任中央的内卫任务，主要为毛主席、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站岗，当时我是特务队班长。
1937年4月的一天，队长周礼富把我叫到窑洞里，表情严肃地向我说：“交给你一项重要的紧急任务，带领你班和其他班的战士到红军大学二科把许世友抓起来。”听后我大吃一惊。
众所周知，许世友为人耿直，性情暴烈，是红四方面军赫赫有名的战将，曾任过师长、军长等职，率领部队打了许多大胜仗，因此受到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夸奖，为什么要抓捕他呢？这使我迷惑不解，但又坚信党中央的决策不会错，可能许世友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和罪行。此后，我在保卫局指挥下，把名将许世友及红四方面军的30多名军师干部分别抓了起来。
许世友和毛泽东
许世友和毛泽东
原来，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许世友受命到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参加清算张国焘严重错误的斗争。对张国焘的批判，中央严格把握政策方针，把张国焘犯的错误与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主要责任，对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作战和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
对中央的方针政策，当时在红军大学学习的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干部表示理解，并参加了揭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可是在揭批过程中联系实际时有人上纲上线，出现了偏差行为和过火言词，不仅牵连到整个红四方面军，还牵连到许世友。
为此，性情刚烈的许世友呼地站了起来，放了一通“横炮”。斗争愈演愈烈，许世友感到很窝火，当谣传要枪决张国焘、周纯全等人时，许世友认为自己是张国焘的军级干部和干将，自然逃脱不了，觉得自己这样被枪决太冤枉了，许世友一气之下双手捂着胸口，口中喷出一口口殷红的鲜血被送进了医院。
在他住院期间，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军、师、团干部来看他时没有一个不哭的，大家都感到被无辜牵连没有出路了。于是，他与詹才芳、王建安、吴世安等人一起研究，许世友作出了一个符合其个性的选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们走！”许世友坚定刚毅地说，“回四川找刘子才去，他们还有一万多人，又是我们的老部下，巴不得我们去哩！我们到四川打游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他们决定，4月4日夜里行动。
想不到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原答应一起出走的他在红四方面军当军长时的政委王建安在关键时刻感到问题严重，幡然决定不走了，于4月3日向中央作了报告。下午4时，我带领特务队一些战士奉命去抓捕许世友。
王建安上将
当时保卫局要求我们抓捕许世友时不准带枪。许世友见到我带领战士来到他的住地，知道是来抓他，一脸怒气走出教室。本来他想拳打脚踢进行反击，一想都是自己的红军小兄弟，尽力克制自己，收回了拳头，而后飞速一个转身鱼跃借助一垛矮墙翻身上了房顶。我命战士爬墙上去抓捕，许世友大喊一声：“有种的敢上来，谁上来就扫倒谁。”会武术的许世友飞檐走壁，我们很是无奈。后来他觉得“大将军”在房顶上待着有失尊严，于是就自己跳了下来，下房后立即被我们五花大绑，带到了保卫局。
许世友被捕后，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一个高级军事法庭，由董必武负责，把“许世友事件”基本查清。可是对人的处理上有两种不同的方案，有人主张枪决，以消除后患；有人认为，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毛泽东听完案情介绍后头脑清醒，他认为“许世友事件”绝非是许个人的问题，是反对“张国焘路线”中的扩大化问题。他决定亲自过问，予以纠正。一天天还未亮，毛主席来到了红军大学，叫值班员带路到许世友关押处与他面谈。
许世友见到毛主席暴跳如雷，很不理智。我看要出事，令战士们将他按倒在地。毛主席一看许世友在气头上，说了几句安慰话，叫我们对他不要动手动脚就走了。
由于康生等人插手“许世友事件”，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断章取义，起草了有关许世友反党反毛主席的言行录及处理意见，并在公文上盖上大印，造成既成事实。一天上午，康生这个“执法官”来到许世友关押处对他说：“这是正式文件，你签字吧。”许世友接过文件扫了一眼怒气冲天地说：“杀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许世友打了上千次仗，没有一次想活着回来。今天要我死，我没有别的要求，临行前我想与毛主席见一面，当面与他理论理论。”并说，“这话不报知毛主席，休想让我许世友签字！”
毛主席听说后，叫人转告康生：“快去叫许世友，我要见他。”许世友得知后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心想：主席要见我，看来并没有杀我的意思，这里面大有文章。他不慌不忙地说：“既然主席给我面子，我很领情，我许世友乃军人出身，能否让我带枪去见毛主席？”
这话一出口，惊出了我们警卫人员一身冷汗，有人提出此人太野，不能让他去见毛主席，更不能让他带枪。
毛主席闻听告诉康生：“请你立即转告许世友，可以让他带枪来。再加一条，还允许子弹上膛，你们怕死，我可不怕死！”
康生只好如实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并叫我们取来许世友的驳壳枪和子弹交给了他。此时，许世友接过驳壳枪，他的手竟发起了抖，本想给毛主席出个难题，试探一下；若不答应此事一定有鬼；若能答应说明毛主席光明磊落，英明大度，没想到竟能应允，绝非一般常人的心胸。许世友也是血肉之躯，此时不禁落泪了，这是对伟人的感激泪水。
出行前，许世友把子弹推进了枪膛。
“请你对主席的安全负责！”站在一旁的康生有点不放心地提醒许世友，我们警卫人员也都捏着一把汗，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后果。
许世友用藐视的眼光扫了康一眼没有说话，他把已上膛的驳壳枪插入腰间，大步走出了门外。
此时，罗瑞卿接到康生的电话，顿感问题严重。对于许世友的暴性和案情他了如指掌，这次许要带枪去见主席，说不定会闹出什么乱子来，后果不堪设想。此时，中央首长安全系于一身的他心中犹如十五个水桶打水，七上八下心中无数，为了主席和中央其他首长的安全，他决定在主席办公室内外加强警戒，以防不测。
一辆日式吉普车把许世友送到瓦窑堡村头，康生叫许世友下了车，毛主席办公室所在的院落内外哨兵荷枪实弹排列两行，许世友也把枪从腰间拔了出来，握在右手，情况剑拔弩张，见此情景我有点害怕。
闪亮锃光的驳壳枪束着红缨，乌黑的枪口闪烁着寒光。许世友在两旁哨兵中间缓缓行步，目不转睛向毛主席办公室走去，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面对此景使我不敢多想。
毛主席豁达大度地坐在他的办公桌前，准备接待许世友。他点燃了一支烟，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神情自若，许世友持枪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门前。
“报告主席，许师长到。”警卫员立正向毛主席行军礼。
“请他进来。”
听到毛主席的唤声，许世友心如潮涌。他一进屋“扑咚”一声跪在了毛主席面前，双手将驳壳枪高举，动情地含着眼泪说：“主席，他们缴我的枪我不给，我把枪交给你！这枪凝聚着我对革命的忠贞，一千多个蒋军和土豪成了这枪下之鬼，我丝毫没有谋杀你之心，只有我对您的歉意，请您把兵退下去，不然是对我许世友的齐天之辱！”
许世友说完，泪如泉涌，随而低下了他那少有的宁死不屈的头。
毛主席听完他的话立即站起来上前接过许世友的枪，继而把他扶了起来。
毛主席令罗瑞卿立即撤兵。他告诉许世友，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的干部，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与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和战士区别开来，与他们没有关系。“你打了许多胜仗，为人民立了大功，也吃了不少苦，我向你表示敬意！”毛主席一边说，许世友听着流下了眼泪。毛主席还向许世友讲了加强党内团结和党的新形势新任务，讲完后把枪交还给了许世友。
许世友双手接过他心爱的驳壳枪向毛主席发誓说：“我许世友为穷人打天下，今后党指到哪里，我就打到哪里。”
——摘选自《档案春秋》2016年11期
严大芳大校
严大芳（1918.6—2011.8.18），战斗英雄。四川广元人。1933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参加了长征。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排长、晋冀鲁豫野战军营、团长。参加了上党、进军大别山、淮海、渡江等战役。1946年在巨野县城战斗中，北突击连攻占敌第一道城墙，打退国民党政府军多次反扑。后和五名战士坚守阵地两小时，保证了后继部队突进城内。1949年渡江南下战斗中，率团冒雨急进，直插浙赣线，为切断国民党政府军汤恩伯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的联系创造条件。5月27 日率两个排化装乘车突袭云和县守敌，俘县长和保安队长等三百余人。1950年被西南军区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同年9月出席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后任副师长、师长、要塞区司令员、旅大警备区顾问。
是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老红军、正军职离休干部、原旅大警备区顾问严大芳同志，因病于2011年8月18日在大连逝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