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崧甫第46军所辖的董钊第28师接到命令后，即昼夜不停地直扑潼关。13日凌晨，第28师全部抵达潼关，当即将仅千余名的东北军官兵全部缴械看押。樊崧甫亲率第79师之第237旅随后跟进，也于当晚到达潼关。
张、杨捉蒋之前怕走漏消息，不敢往潼关方面调动军队。事变发动之时，离潼关较近的部队只有杨虎城部冯钦哉的第42师。该师驻扎在大荔和朝邑一带，在张学良致电黄永安的同时，杨虎城也给冯钦哉拍发了密电，令其亲自率部抢占潼关。但冯钦哉与杨虎城素来心存芥蒂，且冯暗中早已接受了蒋介石的拉拢。冯接到杨的密电后，虽然迟迟起行，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因此，冯摇摆不定的后果是董钊师比冯钦哉师提早4小时抢占了潼关，这成为推动冯钦哉结束动摇反叛杨虎城的最后一击。
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完全敞开。南京主战派何应钦调兵遣将，中央军猛扑西安。面对占有极大优势的中央军，西安城成了无险可守的危城。可以说黄永安的泄密，是造成这种军事压迫局面的主因。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黄的泄密，南京方面迅即封锁西安发出的所有消息，极力宣传南京方面发表的信息。这就是说，南京方面严格控制并迅速掌握了全国的舆论导向，结果是各界不明真相的人士纷纷谴责张、杨，质问张、杨的函电有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国人这种普遍的政治误解，让张学良背上难以洗清叛逆的罪名，使其益发心焦意躁，以至于难以慎重应付事变发生后的危难局面。因此，除了造成严重的军事后果之外，在政治上导致全国舆论“围剿”张、杨，说到底还是由于黄永安的泄密。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骑兵第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在事变当日也曾参与了捉蒋的行动。刘桂五曾是热河绿林队伍中一员虎将，枪法准，胆子大，是夜里“掏老窝”（即捉人）的能手。据说捉蒋前夕，张学良把刘桂五叫到身边，悄声问他：“命你去捉拿一个人，你敢不敢”？刘回答说：“副司令叫我捉谁，我都敢！就是怕不认识他”！张说：“你不认识，我可先带你去见见此人”。12月10日，即捉蒋的前两天，张亲自开车，让刘坐在身边，直奔临潼。路上，张学良对刘桂五说，他打算派刘去捉拿蒋介石，这次先让刘去看一看蒋的驻地和蒋本人的面貌。到了华清池，张学良说刘即将回热河抗日（刘曾要求带500人回热河去抗日），行前特意来晋见领袖请训。事后，刘桂五对同僚说：“副司令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房间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捉蒋）不就全完了吗”！通过此事可看出张学良做事的鲁莽与仓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奖赏黄的“深明大义”，南京政府将黄永安晋升为陆军中将。不过后来黄即使官至军职，多半是没有实权的副职或高参类的闲职，一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这其中的奥妙，大概是担心黄既然能叛张，也能反蒋的缘故吧。
（接上期） 关于张学良到上海会见潘汉年，张魁堂在《党的文献》中撰文说，张学良到沪时，“两广事变正闹着，他怕发生意外，把专机停在上海，要刘鼎通知在上海的秘密中共党员，必要时帮他一把
一位外国记者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然而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