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张学良嫡系向南京告密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事变当日西安方面向外界发出了第一份明码通电，即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大救国主张。此份电报是张、杨早上8时在捉到蒋介石之后发出的。当日凌晨4时左右，张、杨提前向中共拍发过一次密电，通告自己的扣蒋行动，目的是希望作战勇猛的红军能及时与西安方面配合行动。可是，几乎与中共收到张、杨密电的同时，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西安所发生的惊天事变。消息的过早泄露使南京方面提前有了防备，以致于张、杨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步。南京方面是如何过早获悉事变的？到底是何人提前走漏了消息？

张学良和杨虎城（右一）、

黄永安背主邀赏

张、杨之所以发动兵谏，其主旨就是要阻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张、杨也深知自己的实力有限，难以与中央军相抗衡。因此，最吃紧就是尽快派军队守住中央军进陕的重要军事要隘——潼关。潼关是陕西东部的咽喉，是扼守西安的关键。

当时，东北军炮兵第6旅驻守在河南洛阳，旅长是深受张学良倚重信赖的黄永安少将。12日凌晨4时左右，张学良给黄永安拍发了密电，命令他指挥所有驻洛阳的东北军官兵，控制洛阳，“将洛阳机场监视，不准有一架起飞，并将各银行关闭”。张学良拍发密电的目的是想阻止中央军西进潼关，以确保西安城的安全。

黄永安接到密令后，没有按张学良的旨意执行，而是向中央军洛阳军分校主任兼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告了密。那么，黄永安为何背叛一直信赖自己的张学良呢？

说起来，黄永安也算是张学良的嫡系之一，况且就在西安事变前两个月，张学良刚刚把他从炮兵上校提拔为少将军衔。张学良拍发密电给黄永安时，洛阳总共驻有东北军两个炮兵团和洛阳军分校的一个教导大队，而在洛阳城附近有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崧甫)的两个师，即第28师（师长董钊）和第79师（师长陈安宝），东北军与中央军力量对比十分悬殊。

黄永安接到了张学良发来的密电，黄原定12日下午5时，在洛阳北大街的万景楼饭店宴请祝绍周以及洛阳警察局局长等人吃饭，本来正是一网打尽的天赐良机。但黄永安是个典型的“妻管严”，他的太太李志全，刚与黄结婚一年多，也是东北人，李是北平师大的毕业生，能说会道，又是国民党党员，李早就对张学良的“左倾”不满，同时她又与祝的太太十分要好，往来很密切。此时，拿不定主意的黄永安把张学良的密电给老婆看了，李志全阅后大骂张：“张学良这样做不仅是犯上作乱，而且是以卵击石，你还犹豫什么？你怎么能听他的乱命，还不赶快把电报送给祝看，以洗清干系”。就这样，张学良的密电就落到了祝绍周的手里。此份密电是南京政府获得西安发生事变的第一个确凿证据。由于黄的泄密，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中央军猛扑潼关，飞行员临潼“救驾”

张学良意欲联共抗日，早已见诸于国内外报端，但令人没有料到的是，他竟会将天捅个大窟窿，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就在祝绍周接到黄送来的密电后，震惊之余他火速用专线将张、杨在西安兵谏的消息，报告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何应钦。何接到祝的密报后，叮嘱他不得把蒋在西安出事的消息报告给在上海的宋美龄和宋子文，同时要他负责与西安方面进行联络，进一步试探、摸清蒋介石的安危近况，以便南京方面伺机采取军事行动。

祝在收到何的指令后，马上向西安方面打电话核实情况，果不出所料，蒋介石下榻的华清池和随行军政大员们住宿的京西宾馆，电话均无法接通。他再给杨虎城打电话，竟也无人接听。因此，祝绍周断定蒋介石肯定在西安遭遇了不测。他急忙又给黄永安打电话，叮嘱他：“南京方面已知委员长的处境，现在正研究对策，你的炮兵旅在这紧要关头是否效忠委员长，就要看你的行动了”。

祝绍周随即采取一系列措施步骤，他紧急面约陇海铁路局局长兼津浦陇海两路运输司令钱宗泽，决定将潼关以东所有空着的列车车厢，全部西开备用。紧接着又马上约见46军军长樊崧甫，命令正在构筑国防工事的军队，一律停工，并赶赴最近的火车站，见车即上，往西开拔。接到命令的中央军迅即向潼关猛扑过去。

布置完毕，祝绍周顾不上吃早饭，立即给洛阳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铭和洛阳空军指挥官毛邦初打电话，商定对洛阳军航两校及驻洛阳陆军、空军中的东北籍高级军官要“加意戒备”。同时，三人当即决定，“不论临潼情况如何，都有派飞机飞往临潼救驾领袖的必要”。毛、王二人一致选定“技术精良”、“思想纯正”的洛阳航空分校飞行组长空军中尉蔡锡昌去执行救驾任务。王叔铭马上驱车赶到机场向蔡锡昌下达了紧急起飞的命令。蔡驾驶航空分校一架最好的教练机，沿陇海铁路线冒险飞往临潼。蔡飞到临潼后，在华清池上空盘旋了一圈，选了一块平坦的田地，以“迫降”的方式，安稳地着陆了。

就在蔡着陆之前“80分钟”，蒋介石已经被送到西安新城大楼“保护”起来了。就这样，“迫降”后的蔡锡昌马上被守候在华清池附近的东北军士兵当场逮住。

中央军占领潼关,全国舆论“围剿”张、杨

樊崧甫第46军所辖的董钊第28师接到命令后，即昼夜不停地直扑潼关。13日凌晨，第28师全部抵达潼关，当即将仅千余名的东北军官兵全部缴械看押。樊崧甫亲率第79师之第237旅随后跟进，也于当晚到达潼关。

张、杨捉蒋之前怕走漏消息，不敢往潼关方面调动军队。事变发动之时，离潼关较近的部队只有杨虎城部冯钦哉的第42师。该师驻扎在大荔和朝邑一带，在张学良致电黄永安的同时，杨虎城也给冯钦哉拍发了密电，令其亲自率部抢占潼关。但冯钦哉与杨虎城素来心存芥蒂，且冯暗中早已接受了蒋介石的拉拢。冯接到杨的密电后，虽然迟迟起行，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因此，冯摇摆不定的后果是董钊师比冯钦哉师提早4小时抢占了潼关，这成为推动冯钦哉结束动摇反叛杨虎城的最后一击。

潼关失守，西安的东大门完全敞开。南京主战派何应钦调兵遣将，中央军猛扑西安。面对占有极大优势的中央军，西安城成了无险可守的危城。可以说黄永安的泄密，是造成这种军事压迫局面的主因。问题还不止于此，由于黄的泄密，南京方面迅即封锁西安发出的所有消息，极力宣传南京方面发表的信息。这就是说，南京方面严格控制并迅速掌握了全国的舆论导向，结果是各界不明真相的人士纷纷谴责张、杨，质问张、杨的函电有如雪片般地飞向西安。国人这种普遍的政治误解，让张学良背上难以洗清叛逆的罪名，使其益发心焦意躁，以至于难以慎重应付事变发生后的危难局面。因此，除了造成严重的军事后果之外，在政治上导致全国舆论“围剿”张、杨，说到底还是由于黄永安的泄密。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军骑兵第6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在事变当日也曾参与了捉蒋的行动。刘桂五曾是热河绿林队伍中一员虎将，枪法准，胆子大，是夜里“掏老窝”（即捉人）的能手。据说捉蒋前夕，张学良把刘桂五叫到身边，悄声问他：“命你去捉拿一个人，你敢不敢”？刘回答说：“副司令叫我捉谁，我都敢！就是怕不认识他”！张说：“你不认识，我可先带你去见见此人”。12月10日，即捉蒋的前两天，张亲自开车，让刘坐在身边，直奔临潼。路上，张学良对刘桂五说，他打算派刘去捉拿蒋介石，这次先让刘去看一看蒋的驻地和蒋本人的面貌。到了华清池，张学良说刘即将回热河抗日（刘曾要求带500人回热河去抗日），行前特意来晋见领袖请训。事后，刘桂五对同僚说：“副司令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房间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捉蒋）不就全完了吗”！通过此事可看出张学良做事的鲁莽与仓促。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为奖赏黄的“深明大义”，南京政府将黄永安晋升为陆军中将。不过后来黄即使官至军职，多半是没有实权的副职或高参类的闲职，一直到1952年10月在台湾退役。这其中的奥妙，大概是担心黄既然能叛张，也能反蒋的缘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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