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底，党中央调我去上海工作。与我同船由江西去上海的，有江西团省委的饶漱石，他是被调到团中央去担任秘书长的。我在江西省委工作时，因工作上的联系，经常与他见面，但只谈工作。
我到上海后，被分配在党中央书记处工作。中央政治局开会时，我是做记录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党中央的机要交通员。这段时间里，党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周恩来同志。陈潭秋调到中央组织部当机要秘书，成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我之所以被调到中央书记处工作，就是陈潭秋同志向党中央推荐的。我在江西跟陈潭秋同志一起工作时，看到他经常在账簿上画个圈圈或其他符号，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这是模仿古人结绳记事的方法，自己所创造的速记符号，利用账簿上每天的日期，把那一天里的重要事情用圈、叉、十字等符号记下，便于以后追忆。我到中央书记处当秘书后，就学习他的这种速记方法做会议记录，会后再整理成文字稿，送主持会议的负责同志审定。
黄慕兰（资料图）
我还兼任中央的机要交通员，经常与各省来上海找中央联系的地下交通员接头。那时负责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是吴德峰（中央交通局局长）和龚饮冰同志。在大城市里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的，大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她们便于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化装成各种身份的妇女，适应各种各样的变化，不大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而到山区农村根据地去的地下交通员，则以男同志为主，久在城市生活的女同志化装成农妇总不大像。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注：作者的爱人，当时已经牺牲）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需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1949年4月23日夜间南京解放。在渡江战役中，面对解放军咄咄逼人的气势，即便国民党军队计划借长江天堑确保江南地区，然而解放军实施重点多路突击策略，一一突破国军防线。
刘伯承哪件事引彭德怀、林彪都不满？林彪、彭德怀对刘伯承认识偏颇、脱离实际的军事观点颇为不满。尤其是彭德怀十分恼怒，不满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