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国民党谍报系统内,毛人凤、郑介民、叶翔之、叶秀峰,哪一一个都比彭孟缉的资历高出一大截。在等级制度严格的谍报系统中,彭孟缉要“协调指挥中央各情报单位”谈何容易!蒋介石明知如此仍然要选择彭孟缉,针对毛人凤的自负,故意派个层级较低的人去领导他,以打击其气焰。由于毛人凤等的抵制,彭孟缉开始也是一筹莫展。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僵持,彭孟缉终于找到了突破口,略施小计,便把台湾所有谍报机构的内情全部掌握,而后实现统一调度,自非难事。“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的权力因此膨胀到惊人的地步。彭孟缉初步整合了台湾谍报系统,但他并不是十分清醒,没有意识到他不过充当蒋经国接管台湾谍报系统的“清道夫”,稳坐在“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椅子上,毫无“功成身退”之意。好在由他久经宦海的老子支招儿,说彭孟缉“威势震主”,应知居高思危之道,把谍报大权推给蒋经国。彭孟缉这才慢慢开了窍,在一次谒见蒋介石时,谦称自己德薄才浅,不堪膺此重任,恳请另荐贤能如经国先生,来“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就此,蒋经国正式接管谍报机构。蒋氏父子当然视彭孟缉为功臣,待他甚厚。
蒋介石宋美龄和蒋经国在台湾
在利用彭孟缉“清道”的同时,蒋介石父子对付毛人凤的另一招,是设立“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资料组”主任自然是蒋经国。这样,借助“资料组”,蒋经国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合法性有了保障;借助“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蒋经国又有了统辖台湾谍报系统的实权,蒋经国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台湾“特务头子”。
白俄涌入中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不甘心失败的俄国资产阶级、贵族、旧官吏纷纷逃往中国,中国人对这些被俄国革命者打倒的流亡者一概称之为“白俄”,以区别于俄国的红色政权的革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