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急了，把条件放得更宽：将酬劳提高到讲学四周2000英镑（约合5000美金），同时提供爱因斯坦夫人访问的所有费用。为了体现诚意，还把费用的一半先放在伦敦的一个银行，爱因斯坦如果不得已不去，这笔费用也不用退；另外，爱因斯坦只要给杂志提供一篇文章就行。

爱因斯坦看出日本人的诚意，就签了合同。

东方之行劳力费时，路上就要三个月，如果可以顺便访问中国，岂不是好？爱因斯坦为此主动联系了中国驻德公使。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日本政府拟请爱因斯坦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日本承担路费，中国却可以沾光，这本是好事，但朱家骅从使馆得知消息后，马上写信给爱因斯坦，劝他先访中国再访日本，因为“凡属对东方文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认为东方文化的根是在中国，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影响。”

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回了一封信，“我一点儿也不能理解，这两项访问的次序，究竟有什么关系。我之所以把中国排在之后，是因为冬天的日本会比较冷，当时北京可能还会暖和一些。”而且，日本出了高价，自然应该有优先权。

信的最后，爱因斯坦写道，“我愉快地希望我们可以达成一个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协议，使我能亲眼目睹东亚文明的发源地。”

可见，爱因斯坦想遵循西方规矩，签订一个协议，以便对双方都有所约束。但朱家骅却只顾着向蔡元培抱怨爱因斯坦出尔反尔，从此不再参与邀约一事。

“这反映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和世界接轨时，还保留着固有的‘我为天下之大’的心态。”方在庆说，“爱因斯坦从来没有承认当时的东方中心是中国，在他这个‘世界公民’看来，这是一种比较可笑的一种想法。”

蔡元培显然比朱家骅豁达，他接到公使电报后立即回电：“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

当时，北大深陷经费危机，教工因为欠薪多次游行，1000华币已是北大教授三到四个月的月薪了。不过，两周250美元的出价，与各国邀请讲学的行情相去甚远。同年，爱因斯坦访美，在普林斯顿作了一周的学术演讲，就得到上万美元报酬，而且还谈妥以15%的版税出版这个演讲。

驻德使馆实在是慢性子，4月8日，爱因斯坦才收到蔡元培的回复。

5月3日，爱因斯坦回信，愿意访日后来中国，但“以两星期为限”。同时开出两项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驻德使馆把信转到蔡元培手中，已是6月下旬。一千美金两星期的酬金，是最初报价的四倍，这让蔡元培“真不知往何处筹措”，但他还是咬着牙回电“条件照办,请代订定”。

7月初，蔡元培专赴山东向梁启超求援，梁启超承诺，他领导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这才使费用稍有眉目。

不知何故，使馆拖到7月22日才致信爱因斯坦“北大已愉快地接受了您的条件”。对爱因斯坦来说，从邀约到回复，足足等了两个多月，不过他还是迅速复电“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使馆又耽搁一个月，直到8月底，蔡元培才知晓这件喜事。

对中方来说，博士来华讲学的事算定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却并未落实。复旦大学物理系施郁教授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

当时，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女婿斐司德在上海当同济医工专门学校讲师，他和他的美国朋友罗勃生曾邀请爱因斯坦到金陵等地演讲。

爱因斯坦在8月回复斐司德时说，北大邀请了我，但鉴于中国的重大困难，我还在犹疑，也希望帮忙与北大联系一下，“建议要足够详细，以便我在此基础上作决定并确定日程”。

显然，虽然北大口头答应了，但对于爱因斯坦来说，缺乏细节和合同就不能算数。方在庆认为，中国人讲究君子之交言而有信，不习惯使用现代社会通行的书面契约，这为最后的坏消息埋下了伏笔。

爱因斯坦在上海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路经上海，登岸观光。

这段访问的诸多细节，如“爱因斯坦在上海接受了诺贝尔奖，上海是他的福地”“学生们抬着爱因斯坦从南京路的一头走到了另一头”等，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黄浦档案馆研究员景智宇对这些说法颇为怀疑，他搜集了当年华文、日文、西文报章上的报道，和相关当事人日记仔细比较，去伪存真，终于拨开了爱因斯坦上海之行的迷雾。

爱因斯坦抵达上海的时间，《申报》报道是12日，并言之凿凿地称“旅沪日本学士会于昨日六时半，假日本人俱乐部开会欢迎，到者颇众，并有国际联盟日本代表鸠山秀夫博士出席欢迎”。其实，以上报道都是子虚乌有。

不仅《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都出现了同样的低级“乌龙”。原来，爱因斯坦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中国媒体重视，甚至没派记者去采访，而是直接使用了中国通讯社的错误电讯。以至于，邮轮因风暴耽搁了一天，爱因斯坦取消了很多在中国的活动，媒体都全然无知。

真实的情况是：

在中国海域，“理想的气候、清新的空气和南方天空中灿烂的星斗”都使爱因斯坦欣喜不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13日上午10时40分，爱因斯坦偕第二任夫人爱尔莎搭乘的“北野丸”号邮轮在上海汇山码头靠岸。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德国公使、上海医生斐司德夫妇等上船迎接。

在甲板上，14名日本记者和几位美国记者围住了爱因斯坦，七嘴八舌地提问：“全世界只有12个人懂相对论，是这样吗？”“你觉得中国有几人能理解相对论？”还有记着提出相对论中“尺缩”问题，爱因斯坦在解答提问时，拿起纸写下了一个洛伦兹收缩因子。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码头迎接他。（虽然《中国新报》的记者曹谷冰也在现场，但没有被提到。）这与杜威和罗素到上海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1919年杜威夫妇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专程到上海迎接；1920年罗素到上海，蒋百里、张申府、赵元任等前去迎接，还有约百人出席了当晚的欢迎晚会。

爱因斯坦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安排。下船后的第一顿饭，稻垣参照了中方当年接待罗素的标准，在“一品香”吃午餐。

一品香是“番菜馆”，所谓“番菜”，是对西餐的贬称。不过，在日记里，这家菜馆却是“西菜中吃”：虽然“食物精细、源源不断”，但从共用的小碗夹菜，让他“内脏很不舒服”。吃饭时，外面路过的送葬队伍，嘈杂而色彩斑斓，让他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

饭后，爱因斯坦到小世界游乐场欣赏昆曲，几乎成了史学界的定论。其依据是《民国日报》上的一句话，“至小世界聆昆剧”。围绕着这句话，产生了许多添枝加叶的渲染和想象。有人描绘道，爱因斯坦虽然听不懂唱词，但是对华丽的服装和优美的舞姿很感兴趣。

其实，爱因斯坦并不是专程去听昆曲的，他在饭后表示，要“仔仔细细看看人民的生活”，于是稻垣把他带出租界，带到了老城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城隍庙一带。由于道路狭窄，一行人只能下车步行，稻垣在日记里写道：“那可真是又脏又臭的地方，连话也没办法说，我甚至想没必要带博士来，回去算了，但博士却说不要紧。”

对于沿途所见的中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印象是一群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为生存而坚强奋斗。”“即使是做苦力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特别成群的民族，常常有挺起的肚子，特别健康的神经，更像机器人而不是人。”

爱因斯坦喜欢音乐，但一行人到小世界时，风格典雅的昆曲尚未开演，他们转而去看新剧，即早期的话剧。按稻垣记述，他们看的是“喜剧”。尴尬的是，因为剧场内出现了几个欧洲人，观众都好奇地跑来围观。爱因斯坦忍俊不禁地说:“我们也成了一台戏。”他们一路被围观，直到在斐司德别墅喝下午茶，爱因斯坦才稍觉自在。

当天的重头戏，是中国大商人、书画家王一亭在梓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梓园是王一亭的私宅，稻垣之所以选在这里，一是因为王一亭跟日本政商界关系好，二是因为梓园是一座精致的中式庭院。

宴会在假山东侧的立德堂大厅举行。参加宴会的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斐司德夫妇、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和记者曹谷冰、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张君谋等。宾主分两桌围坐，用德语、法语、汉语、日语交谈，气氛热烈。

酒酣之后，于右任、爱因斯坦、张君谋先后致辞。爱因斯坦说：“今晚来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美术固然是个人作品，但由此可以相信将来中国科学一定能发达……在东京讲演后，很愿意能来中国讲演。”其间，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谈相对论。但他在海上颠簸一个多月，疲惫不堪，婉言谢绝了。

所有人中，爱因斯坦对小女孩着墨最多。她是应时的女儿，名蕙德，仅11岁就会德、法等国语言。当晚，蕙德用流利的德语朗诵了歌德长诗《一个古老的故事》，再用法语朗诵《拉娇小春燕》,还唱德国歌曲《创立》，博得满堂喝彩。

如果有什么不满，那便是晚宴的奢侈铺张。他写道：“讲究的程度是惊人的，没完没了的宴席上，尽是连欧洲人也难以想象的悖德的美味佳肴。”

作为匆匆过客，爱因斯坦在上海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梓园是为数不多仍有遗存的地方。虽然当年的假山、池塘、宴会厅都已无存，但梓园尚存一幢塔式主楼、一座两层佛阁，王一亭的曾孙楼斌仍住在王一亭当年的卧室。他给记者看了玻璃板下的照片，果然如爱因斯坦所写，王一亭与大生物学家霍尔丹神似。

深夜，爱因斯坦还到日本俱乐部，与百名日本青年座谈，然后才回船睡觉。第二天，爱因斯坦夫妇再次登陆上海，却因为没有中国人陪同而鲜为人知。

稻垣记载，他带他们参观了龙华寺，扫兴的是，这座明代重建的古刹当时成了军阀的兵营。按稻垣的计划，还要参观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商会、英美烟草公司、圣约翰大学等，因时间来不及而作罢。

下午3时，爱因斯坦夫妇仍乘“北野丸”号去日本神户，稻垣夫妇陪同前往。稻垣记述了爱因斯坦这一天多的感受，“博士从昨天到今天，观察了受外国人压迫的中国人的状况。他郑重地说：再过50年，中国人一定能赶上外国人。”

这段只有两天的上海之行，在当时并未受到国人多少关注，沪上主流中文报纸只是在不起眼的版面刊登了简短的消息。直到1979年后，随着“爱因斯坦热”升温，又经过丰富的想象，才被添油加醋出诸多细节。

“爱因斯坦说过，各种无稽之谈都加在我身上，许多巧妙编造的故事也没完没了。”方在庆举例说，传闻中爱因斯坦因看到上海旧城区的工人敲打石块而同情悲愤，其实就很不准确。“根据爱因斯坦的日记，那一幕是他在香港看到的。”

至于日记里那些“毒舌”评论，方在庆觉得没必要过度解读，“爱因斯坦写日记时并没有想到出版，他是写给女儿看的，某种程度上有和女儿交流的心情在里面。所以里面有些难听的话，他嘲笑了亚洲人，也嘲笑了在亚洲的欧洲人，甚至犹太人。实际他身上还有点愤世嫉俗的情结。”

爱因斯坦与夫人爱尔莎在赴美访问途中

诺贝尔奖疑云

在这些“肥皂泡”和“乌龙”报道中，传得最邪乎的，是爱因斯坦在上海汇山码头得知自己被授予了诺贝尔奖，还举行了盛大的仪式。

景智宇认为，这一想象，源于当年11月14日的英文报纸《大陆报》。该报报道“爱因斯坦两天前已通过无线电得悉获诺贝尔奖消息，在上海得到瑞典总领事的正式通知。”

根据这段文字，推演出一则生动的故事，说是瑞典驻沪总领事在汇山码头向爱因斯坦宣读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授奖词，并颁发证书，爱因斯坦当晚兴奋得彻夜难眠。除此以外，还有“在浦江饭店收到获奖电报”，“在船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新闻”等说法。

就连日本科学史专家金子務在《爱因斯坦冲击》中，对此都前后矛盾，一会儿说11月10日到达香港,这天在船上突然收到获奖的电文；一会儿又说在11月12日的夜行船中收到获奖电报。

新闻报道和学者研究说法不一，而翻遍爱因斯坦的日记，对于唯一一次获得诺奖，他竟然没有只言片语。要知道，这可是他陪跑12年，被提名62次后，才获得的重量级奖项。

为什么爱因斯坦对诺奖避而不谈？施郁教授的研究表明：

首先，他对获奖并不惊讶。在他出发去日本之前，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主席阿仑尼乌斯和物理学家劳厄都曾写信给他，暗示他将得到诺奖，劝他考虑不要去日本。但爱因斯坦没有因此改变计划，直到次年春天才回到德国。

其次，这个奖给得实在太勉强了。起初几年，爱因斯坦因狭义相对论还有待实验验证而被拒绝。狭义相对论得到实验验证后，诺奖委员会又开始质疑他在1915年创立的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被日食观测证明后，诺奖委员会又质疑观测数据的科学性。

1922年，提名爱因斯坦的人数达到了空前的16人，诺奖委员会在巨大的压力下，仅把上一年空缺的奖颁给了爱因斯坦，而且还声明不是因为相对论，而是因为光电效应定律。

有这么多恩怨，爱因斯坦“无视”这个奖项，也就可以理解了。

诺贝尔奖是在瑞典当地时间11月9日公布的，瑞典皇家科学院10日即向爱因斯坦柏林的家拍发了电报，这天爱因斯坦正在香港。消息几经辗转，12日，在香港到上海的邮船上电报送达爱因斯坦，应该是比较合理的说法。

景智宇通过比对各种资料发现，在码头欢迎的人中并没有瑞典总领事的身影，爱因斯坦在上海的一天多时间内没有会见过任何瑞典人。

“爱因斯坦号”刊发的手绘图

11月15日的《时报》称：“今年诺贝尔奖金，关于科学研究之一种，已给予博士，日前由上海瑞领得无线电通告之。”可见，瑞典总领事并未与爱因斯坦见面，只是发了一份电报而已。景智宇认为，爱因斯坦收到了两份电报，分别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和瑞典总领事。

全球对爱因斯坦的研究可谓没有死角，但他究竟是何时何地正式得到诺奖通知的，却成了他人生的谜团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爱因斯坦获奖后，第一个抵达的城市就是上海，但他并没有受到中国人隆重的欢迎，更没有粉丝的追逐；第二天他悄然离去，也没有人送行。

爱因斯坦在日本受到热情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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