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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在中国:中方怠慢导致其取消到北大讲学?(3)

爱因斯坦在中国:中方怠慢导致其取消到北大讲学?(3)
2019-07-03 10:14:07 北京日报

在上海时,他对记者说,七星期后将来中国正式访问,应邀去北京大学、金陵大学演讲,如有时间,也将在上海演讲,包括在圣约翰大学。

上海的中文报纸这才在他离去后报道了他的形象:“博士面貌温和,一君子人,其神气颇类乡村传道教师。衣黑色,极朴实,领结黑白色,发黑而短,二目棕色,闪烁有神。谈话时,用英文颇柔顺,无德语之硬音。”

突如其来的解约

爱因斯坦离开上海那天,《北京大学日刊》特地刊登了爱因斯坦将于新年来华的消息,蔡元培还专门撰写《安斯坦(爱因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简述他接受其邀请的过程。

虽然学界对爱因斯坦翘首以盼,但北大并未派人在上海迎接他,也一直未与其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在梓园出席宴会北大教授张君谋,只是作为王一亭的亲友参与,席间也没有谈到北大的接待计划。

与此对照的是,日本为了保证爱因斯坦顺利访问,从他登上轮船开始,就全程有人陪着。到了上海以后,专门又有人接待安排。

蔡元培怎么会疏漏了呢?历史上,1922年是蔡元培在北大的最后一年。10月发生的“讲义费风潮”,蔡元培差点和闹事的学生拼命,办学的窘境和苦楚让他心灰意冷,次年1月就登报辞职了。

虽然未曾接船,但蔡元培仍积极组织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召集各大学术团体联合签名,起草欢迎信。

不幸的是,这封欢迎信12月8日发出,又过了两周,也就是爱因斯坦到日本后的第五周(原计划访问四周)才收到。那时爱因斯坦已经取消了北京的行程,他心情沉重地回复说:

“我到日本以后等了五个星期,不曾得到北京方面的消息。那时我推想,恐怕北京大学不打算践约了。”“还有上海斐司德博士——像是受了先生的全权委托——曾向我提出与我们先前约定相抵触的留华请求,我因此推测先生不准备履行前约……今日接到尊函,我才知道是一种误解,但是我现在已经不能追改我的行程……如今我切实希望,这种因误会而发生的延误,将来再有弥补的机会。”

这封信让蔡元培既失望又困惑,不过最莫名其妙的,是凭空跳出个斐司德夫妇。

他哪里知道,爱因斯坦到上海时,斐司德在热情接待的过程中,不但要求爱因斯坦用英语在金陵做演讲和报告,还说中国没有人能胜任翻译,而且绝口未提酬劳的事情。爱因斯坦大概误以为他代表了蔡元培,从而直接导致计划流产。

如果北大与爱因斯坦建立了有效的沟通渠道,这些误会都不会有。但遗憾的是,蔡元培认定“早经彼与驻德使馆约定,本没有加约的必要”。

在1923年1月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中,蔡元培吐槽说:“我们合各种学术团体致函欢迎,是表示郑重的意思;一方面候各团体电复,发出稍迟;一方面到日本后因他的行踪无定,寄到稍迟;我们那(哪)里会想到他还在日本候我们北京的消息,才定行止呢?”

那么,爱因斯坦又为什么一再怀疑北大的履约能力呢?正如他在出发前告诉斐司德的,“中国严重的国内局势,使他仍不确定是否会履行这一邀请”。

1922年,中国正值军阀割据状态,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4月底,直隶和奉系军阀在北京附近展开激战。之后,北京内阁在1922年11月至1923年4月的6个月中,更换五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教育状况可想而知。就在1922年8月,蔡元培和其他七所国立大学及高等研究院的校长,亲自找到中央政府,索取已拖欠五个月的教育经费。对这些,爱因斯坦肯定有所耳闻。

另有夏元瑮收到12月7日爱因斯坦写于日本京都的信,说“现以要事,急须西归,不能与君一晤,只能函告一切”。

对于这件“急须西归”的“要事”,有猜测说,爱因斯坦急着要赶去耶路撒冷,担任新筹建的希伯来大学校长一职;也有猜测说,爱因斯坦在日本期间产生了一些新想法,急于赶回欧洲撰写新论文。不过,从后来的行程看,这两种说法都查无实据。

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人从中作梗,让爱因斯坦把计划在中国讲学的两周都移在了日本。

“与其说从中作梗,不如说是日本人的科学狂热。”方在庆说,爱因斯坦在日本非常忙碌,行程很满,基本上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他所到之处,都受到狂热追捧,仅在早稻田大学就有一万多学生出迎。一场相对论演讲,从德文翻译成日文,三个多小时,但听众们仍抱怨为什么缩短了演讲时间。受到听众的鼓舞,爱因斯坦在日本做了很多演讲,时间几乎一场比一场长,他还时不时拉一段小提琴。”

可以肯定,爱因斯坦并不希望毁约,胡大年发现,爱因斯坦为了访华谢绝了几份来自美国报酬更高的邀请,有的甚至已经付了酬金。他从日本到耶路撒冷途中,又对记者说,“既然来到上海,未赴内地观光,是最大的遗憾。”

方在庆认为,除了表面上的误会,真正让他打退堂鼓的,是中国人整体偏低的自然科学素养。

从日本返回路过上海时,刚好是1922年的最后一天。这次的码头接待更为冷清,只有两个犹太人接他。

1923年元旦,应犹太青年团体之邀,爱因斯坦在美国商团训练所楼上举办相对论讨论会,由租界工部局的一名英国工程师同步翻译为英文。

爱因斯坦在中国:讲学未能如愿离去无人送行 两日行“乌龙”不断

《北京大学日刊》关于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的预告

当时有三四百外国人参加,中国人只有四五个。理解相对论的人太少,现场的问题大多相当幼稚。在梓园有一面之缘的张君谋询问他对洛奇研究灵学(人鬼交流)的看法,爱因斯坦用法语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这次讲演给他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在其日记中称之为这是“一场充满愚蠢问题的滑稽戏”。

《民国日报》哀叹:吾国人喜听演讲哲学,故于杜威罗素相继东来,无不竭诚倾听。乃对于恩氏所讲科学大革命之新原理,则视若漠然。实则研究哲学,非有科学根底,不能窥其门径。

第二次访沪,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有了进一步认识,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污秽、备受挫折、迟钝、善良、坚强、稳重——然而健全。”作为和平主义者,他对殖民深恶痛绝,提及在上海的欧洲人雇了很多中国佣人,他描述这些在华的欧洲人“懒惰、自得、肤浅”;他同情香港殖民地的贫民:“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

2日,爱因斯坦乘“榛名丸”号离开上海,顺访埃及、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访问12天,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奠基,然后绕道西班牙,在马德里大学讲演,最后辗转回到柏林。

两次途经上海和香港,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仅有的“亲密接触”。在通信中,爱因斯坦称这是一种“莫大的痛苦”,而蔡元培则说这是“最大的遗憾”。

“实际上,日本当时在很多方面是远超过中国的,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世界的了解。”方在庆认为,这件事反映出中日两国从民众到科学界,各个层面的差距。总体来讲,中国学术界能跟爱因斯坦对话的人很少,而在日本,给爱因斯坦全程做翻译的人,叫石原纯,已经用德语发表了相对论方面的论文十余篇。正如爱因斯坦所写,“日本人羡慕西方的智力成就,怀着伟大的理想主义,成功地深入科学之中,这并没有错”。在一百多年前的日本,科学已经如此深入民心,也就不难理解日本日后的科技成就了。

迟到的爱因斯坦热

爱因斯坦虽然未能如愿来华讲学,但中国人对这次讲学的渴望,却使相对论在中国更为广泛传播,并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达到高潮。

12月,《东方杂志》的“爱因斯坦号”出版了。

周昌寿在其中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爱因斯坦这个名字,在今日中国,恐怕凡是在学界里面的人,差不多没有一个不知道的——不然,差不多没有一个肯自己承认不知道的;真所谓有口皆碑,无人不道的时髦人物了。”

此前,另外两本杂志的专号中,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不仅是科学家撰写的科普文章,更有浪漫诗人徐志摩写的推介:“众位要知宇宙间的玄妙并非读自然科学的人的专利,凡是诚心求实真确知识的人,都应该养育一种不怕难、好奇的精神,方才可以头头是道。”

新专号如法炮制,不但刊发了介绍相对论的科普文章、两张爱因斯坦照片,还别具匠心地刊登了一出介绍相对论的剧本,名曰《爱之光》。

爱因斯坦在中国:讲学未能如愿离去无人送行 两日行“乌龙”不断

《东方杂志》1922年12月25日出版的“爱因斯坦号”

剧中共有四个角色:科学博士,时间先生,空间小姐,光之神。剧情是:一个科学博士以前认为,时间先生和空间小姐毫无联系、相对独立,所以在科学研究中遇到许多无法克服的困难。一天,科学博士在研究过程中睡着了,光之神便在这时给他带来了至关重要的灵感。最终,科学博士摘下了他的“有色眼镜”,蒙在时空之间的薄纱被烧毁——科学博士明白了时间先生和空间小姐之间的本质联系。

遗憾的是,这股热潮来去匆匆,爱因斯坦先是被描绘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后又被誉为杰出的人道主义者。

1931年11月,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发动9·18事变侵略东三省,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

1932年10月,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罗素和杜威等名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

1937年3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要求抗日入狱,爱因斯坦又联合杜威、孟禄等通电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

1938年6月,爱因斯坦与罗斯福总统长子共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

可以说,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不分国界和肤色,他对中华民族的关爱完全建立在人类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1936年,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进修的周培源单独交谈,还谈起了在中国时的情形与感触“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向苏联学习”,开始用教条主义哲学批判相对论。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他在新闻中仅被称为“大科学家”。

“文革”中爱因斯坦“遭到曲解和污蔑”,全国掀起大批判狂潮,直到1979年召开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他才得以在中国正名。

这次由邓小平亲自批示的爱因斯坦“平反大会”,有一千多名科学家到北京参会,虽然这次大会对爱因斯坦来说毫无意义,但对于中国却意义非凡。在这次大会上,周培源的学生、时任国家科委副主席的于光远强调,中国过去关于如何评价爱因斯坦的争论,其本质在于“要不要发展科学和文化,应不应该重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

“平反”以后,爱因斯坦在中国重新成为“世纪伟人”,而且热度一浪高过一浪。今年5月,黑洞照片首次曝光,再次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他的逸闻趣事又被炒作了一把。然而,我们真正了解爱因斯坦吗?他不只是科学的象征,在哲学和社会政治事务方面也有重要建树,是一个远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的历史人物。

来源:北京日报记者孙文晔

(责任编辑:费琪 C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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