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知名度最高的特工了，尽管从来没有担任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长的职务，但军统大小人等无不把他看作是军统的“掌门人”，是团体的“老板”。可是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中国“特工王”，居然曾经被港英当局扣留并关入牢中长达十二小时，这段“阶下囚”经历实在是让戴笠终生难忘。

戴笠和蒋介石

唐纵记述的戴笠被扣事件

唐纵，又名唐乃建，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抗战时由驻德使馆助理武官调任侍从室，先后任第一组参谋与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并兼军统局帮办。他被视为军统三巨头之一（其他两人分别是郑介民和毛人凤）。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两段记载：

6月10日

毛人凤来，谓戴先生在香港为港警所扣留，现请求委座电英大使交涉。英人诚可恶，此可表示英人对我无友好诚意。不久，人凤电话，谓已释放，但仍不许离港，必须提出保证。此事经委座指示，可向港方声明其身份地位，并质问何以如此无理。但如英方询问有无报告委座时，可答未有。

6月20日

昨晚访雨农（戴笠字），慰问其在香港之冤枉。雨称，此事港政府为有计划之行动，欲以打击戴以为其在内部人事上之斗争手段。港督罗国富谓雨云，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所以逮捕他。英大使卡尔，听此话甚气，当即对雨说，罗国富有病，快要死了，请不必介意。

唐纵日记中只有这两段提及戴笠香港被扣事件，不过仍然提供了相当的讯息供我们解读。

首先，唐纵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戴笠香港被扣的准确时间。由于这一事件并不为人所熟知，加上一些网络作品的误植，坊间流传错误百出，甚至于连戴笠年谱中居然也出现了错误。有认为事情发生在1935年11月之后，王亚樵刺杀汪精卫之后，戴笠衔命去香港追杀王亚樵，结果被港英方面以“非法携带武器入境”为借口扣留了。有网文声称“1936年3月下旬，香港各报均以赫然醒目的通栏标题登载了一则消息：《军统局特工首脑戴笠被香港警务处拘留》”。也有研究者认为“戴笠前往香港的时间应该是在1940年”。查对唐纵日记，上述第一段引文时间是1941年6月10日，因此可以推断戴笠被扣的时间是1941年6月9日。

其次，唐纵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戴笠被扣原因的一种解说。网络传言如上一节所示，戴笠被扣与王亚樵有关，这显然是向壁造车的结果。有研究者认为，据王维钧回忆，温毓庆（军委会技术研究室中将主任）因人事倾轧而于1940年离开重庆前往香港的，当年夏天王维钧受命去香港劝说温毓庆返回重庆，但为温所拒绝，并“据毛庆祥透露，在我去香港之后，戴笠亲自去香港面邀温毓庆回渝，遭到了拒绝”，“不久，温就去了美国”，“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来华到重庆。据说居里和蒋介石在谈话中曾提到温毓庆。居里说，像中国温毓庆这样的人才留居国外，颇为可惜。蒋介石于是又下令撤销了这个秘密通缉令。但温毓庆以后始终未见返国。”因此戴笠之所以去香港与温毓庆有关，被扣可能也与此有关。

不过唐纵日记认为“此事港政府为有计划之行动，欲以打击戴以为其在内部人事上之斗争手段”。也就是说这是英国政府内部“绥靖派”与“亲华派”之间产生矛盾，用扣押戴笠的方法作为自己斗争的手段。下文中“港督罗国富谓雨云，因为他得罪了日本人，所以逮捕他。英大使卡尔，听此话甚气，当即对雨说，罗国富有病，快要死了，请不必介意”似乎恰好是这一种说法的注脚。沈醉6月17日的日记里也写道“同时有三件事，是中国少有的。一、英大使飞港道歉；二、港督签发保障之证明书并允不检查登记，随时乘坐交通工具；三、派殖民地的警察负责长官三人来渝见老板请教（仰光、香港、星洲）”。由此看来，此次戴笠被扣事件似乎尘埃落定，完全是港英方面的擅自行动，并没有什么太多目的性蕴含其中，但事实究竟如何呢？

唐纵

戴笠被扣原因

面对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事变，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对日本采取了绥靖政策。从“九·一八”事变爆发至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英国一直是绥靖政策的主要推行者，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对英国的不满。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英国对中国的抗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同情和声援。甚至在1940年7月，在日本的压力之下，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抗议，关闭了滇缅公路，中英关系进一步恶化。因此，此次戴笠被扣事件并非单纯人事斗争，而是港英方面直接与英国政府取得默契，在远东试图逼迫中国与日本妥协，采取的一种“敲山震虎”的政治手段。

关于被扣事件，戴笠自己在给蒋中正的电文中说到“生……佳晚由韶飞港(携有戴逸民护照)，拟即转机来渝，不料抵港时即被港警察司扣留……昨托军令部驻港代表余兆麟向港警司要求保释，未获许可……因港政府查悉上海租界之除奸案件均系生所指挥，故须生暂驻旅馆，待日内英大使自渝来港，由生面晤英大使，并须保证今后香港不发生上海同样事件，再行离港回渝，等情。查港警司昨夜扣留生时，情势严重，完全以罪犯对待，但生随身毫无可疑证据，港府此意，意存威胁与钳制，生决不肯承认也。伏乞钧座派员向英大使交涉，稗生得即行回渝为祷”。

电报中说“佳晚”，即为9日晚，又由“不料抵港时即被港警察司扣留”和“查港警司昨夜扣留生时”两句可知，戴笠即是在9日（“昨”）晚飞到香港时被港英警方扣留的。因此，戴笠被扣香港时间为1941年6月9日。

被扣的原因则是军统在上海租界处理汉奸，引发了日本对英国的抗议。其中1941年初军统特工处死汪伪中央储备银行职员一事对日伪触动非常大。由于此时欧洲大陆几乎全部落入纳粹德国掌控之中，英国无力顾及远东，加之英日有传统同盟关系。因此，英方试图向日本示好。1940年封闭了滇缅公路，更是切断中国抗战的输血大动脉。在这种绥靖政策下，英国采取这一非常手段是耐人寻味的。

日记和电报的差异

如果仔细对比唐纵日记以及戴笠本人的电报，会发现有许多差异之处。例如，戴笠被扣原因，英方态度等等，双方似乎谈论的并不是同一件事一般。究其原因，大致应该有以下几点：一是事发突然，重庆方面没有得到一手信息，只能依靠传出的只言片语进行猜测；二是此事对戴笠本人而言，无异于奇耻大辱，故而无论与朋友还是部下谈论此事的时候，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以免在部下面前失面子。但他对蒋中正则无此等心态，故而电文中应是真实状况；三是顾及中英关系发展，尽管这事是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所唱双簧。但是中国当时急需外援，尤其是滇缅公路被封锁，对中国影响甚大。在此关键时刻，中国方面虽然痛恨英人，也不能逞一时之快，而坏抗战大局。因此，只能选择将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人为分割开，将怒火烧向港英当局，从而维系中英关系大局，以求重开滇缅公路。“此事经委座指示，可向港方声明其身份地位，并质问何以如此无理。但如英方询问有无报告委座时，可答未有”这段看上去有些奇怪的话，恰恰可以透露出中国政府当时的窘境。从心理上说，不抗议不指责英方，中方怨气无法消解。蒋中正自己在6月11日的日记里说：“香港扣留我特务副局长，英人之狡狯毒辣不亚于苏俄，惟其假面具常戴着，不易见其真耳。”但蒋中正对中英关系重要性心知肚明，宁愿用“不知情”的方式侧身事外，以便在事件出现僵局的时候方便出来转圜。

就唐纵日记而言，如果单纯从身份地位上讲，其日记内容应当权威无疑。可是在戴笠香港被扣事件上，唐纵日记仅仅陈述了事件最外层的内容，如果单纯依据此去分析事件原因等深层次内容无异于“步入歧途”。（叶铭）

唐纵（1905—1981），湖南省酃县人，1922年考入湖南群治法政学校，1928年初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1929年毕业后在国民党军队内任职，创办《建业日报》，1930年任戴笠的情报处主任秘书，1932年任复兴社总社副书记；1936年，唐纵任国民政府驻德国大使馆副武官，自1938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军事情报前后有8年；1945年9月起，唐纵先后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军统局代局长、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主持国民党在全国的警政；1949年去台湾，历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常委、台湾驻韩国“大使”、大民银行董事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其日记本丢失在大陆，1981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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