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解放军攻占广州，香港门户洞开，一支解放军先头部队打到深圳河畔的罗湖桥头，离被英国统治的香港仅一桥之隔，只待一声令下，跨河收回香港。此前，驻港英军集结了4个旅的兵力，战战兢兢地准备打一场“香港保卫战”。面对解放军强大的战斗力，英军绝无取胜可能。

当时，香港总督葛量洪（Grantham）认为香港“完了”。解放军甚至不用派兵，只要断水、断供，香港几周内就会投降。英国举国上下无人怀疑葛量洪的看法，因为此前不久发生了紫石英号事件，在解放军的炮火下，大英帝国在中国实行了一百多年的炮舰政策宣告结束。英国人明白，中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告不是说说而已，与大清王朝签订的条约，是不可能为香港挡住解放军的。

但是，恰恰就在此时，作好了进军香港一切准备的解放军突然奉命停止前进，“饮马深圳河”变成“勒马深圳河”，一场即将到来的恶战转瞬之间烟消云散。

随后，葛量洪收到了中共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维持香港现状的“三项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

英国人喜出望外，答应这些并不苛刻的条件。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的消息。1950年1月，英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大国。

暂不收复香港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作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早在前几年就已经表示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1946年12月，毛泽东在延安与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等三位西方记者会谈，哈默问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1949年2月，毛泽东与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时，再次提到暂不收复香港的政策。他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内地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也有文章介绍，中共党内最早提出维持香港现状方针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与廖承志。潘汉年建议：“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唯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唯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廖承志也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后来，国际上有些共产党组织，对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的政策感到不甚理解。有的甚至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批评中国“竟然容许殖民地存在”。苏联政府也指责中共鼓动别国人民闹革命，为什么自己不收回香港、澳门。在中共党内和民主人士中，也有很多人不明白，产生了很多疑惑。

对此，毛泽东曾作解释和回应。1963年8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的索马里总理舍马克（Sharmarke）时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陆上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时，香港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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