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陈云（右一）同潘汉年（右二）等在延安

中纪委成立之初，面临的是因“文革”期间践踏党纪国法的现象不能制止而形成的大量积案，大批受害的人长期申诉无门，沉冤不得昭雪。陈云指示中纪委，要抓紧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

新成立的中纪委，根据陈云提出的“有错必纠”的方针，进一步推进遗留案件的审理工作。经陈云过问和领导平反的冤假错案有许许多多，不胜枚举。在其中的重大案件中，潘汉年的冤案，更是一起奇案。

陈云在重病手术前托付潘汉年案

1979年10月24日，就在陈云因患重症需要施行手术这天，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到北京医院守候。手术前，姚依林对陈云的身体状况不是没有担心的。担心之余，他俯身到陈云跟前，轻声问：有什么需要交代的没有？

陈云答：有一事放心不下，就是潘汉年的所谓内奸问题。

随后，陈云交给姚依林一封短信，信是写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耀邦的。信的大意是，请他过问一下潘汉年案，此案需要重新审查。

潘汉年究竟是何许人，需要陈云在重病手术之前做如此托付？

新中国成立之前，人们很少知道潘汉年这个名字。因为他长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敌占区的隐蔽战线工作和开展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统战工作。在党内，由于工作关系，陈云是与潘汉年最熟悉的领导人之一，也是最了解潘汉年的人之一。要论对党忠诚，陈云深知，潘汉年绝对称得上“绝无二心”。然而，由于历史的复杂性，进入和平时期，潘汉年的历史轨迹被人为地扭曲了。

新中国成立后，潘汉年留在了他熟悉的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副市长等职。到了1955年，厄运降临到潘汉年头上。

1955年4月初，潘汉年在全国性的党代表会议期间，以他对党的坦诚，主动向党组织交代了他在抗战期间的一次经历：一次去敌占区工作时，被人挟持到南京，会见了汪精卫。没想到的是，潘汉年的坦诚，成了他被打成“内奸”的导火线。

本来是在特殊斗争环境中发生的一件历史陈案，又是潘汉年自己主动交代的，按党的原则不应成为“问题”。但是，在那种特殊的年代，特殊的背景下，潘汉年作为长期在复杂的隐蔽战线工作的高级干部，被放到了党内肃反工作中去考查。很快被怀疑为“内奸”遭到逮捕。

当年7月，就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潘汉年因为已经发现“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而被逮捕审判后，有的不明真相的代表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提出：要求大会建议政府对“反党反人民”的潘汉年等人“予以严厉惩处”。不明真相的“人民代表”，居然将昔日的人民功臣当成了“隐藏在人民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更是身心备受折磨。1970年潘汉年被改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出党”。1975年3月，潘汉年被下放湖南耒阳沫江农场安置，作为“特殊犯人”接受管制。两年以后，潘汉年背着“反革命”、“内奸”的沉重历史包袱，在湖南长沙凄然病逝。

“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

陈云对潘汉年的所谓历史问题，始终是有怀疑的。历史进入拨乱反正的年代，作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终于有了为潘汉年鸣冤的机会。

中纪委成立后，陈云多次表示过：潘汉年秘密会见汪精卫的所谓“内奸嫌疑”是不存在的。如果他真心投敌，就不能解释刘晓领导下的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什么能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完整地保持下来。上海“二六轰炸”更不可能是潘汉年利用国民党的秘密潜伏电台提供的情况，因为国民党在上海统治多年，杨树浦发电厂这样的目标早就是清清楚楚，用不着潘汉年提供情报。至于讲到1936年的国共谈判，陈云更是知情人，他说过：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

陈云着手复查潘汉年案件，先找那些了解潘汉年的知情人。他找到抗战时期曾担任上海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长达12年之久的刘晓，请他写材料。又找了廖承志、夏衍等人，让他们将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

正是在重新调查潘汉年案的过程中，陈云因患重症而做手术。由于历史过去了多年，潘汉年案也沉冤二十几年，调查起来难度较大。要想翻过一个案子来，更是不容易。手术成功后，陈云抓紧时间督促潘汉年案的复查。

一年以后，眼看潘汉年案的复查有了一些重要进展，陈云于1980年12月23日让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要亲自调阅潘汉年案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对从公安部调来的潘案材料，陈云仔细地研究了10天。

1981年元旦刚过，陈云便于1月3日再次让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报告，送往中纪委。1月16日，公安部遵照陈云的指示向中纪委递交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过程。

在收集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陈云打算正式向中央提出复查潘汉年案的建议。

1981年3月1日，陈云提笔给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建议“潘汉年的案件需要复查一下”。随信，陈云还附上了廖承志给他写来的有关潘汉年问题的信。

邓小平等人接到信后，一致赞同陈云的意见。

邓小平当即批示：“赞成。”

李先念批示：“同意。”

胡耀邦则指示中纪委：立即展开对潘案的复查。

此后，潘汉年一案进入正式直接由中纪委接手复查的阶段。陈云提议直接交由中纪委来办，表明潘案的分量不同寻常，同时也反映了陈云本人对为潘汉年平反问题的高度重视。

按照中央的指示，中纪委在陈云的亲自领导下，迅速组织对潘汉年案件进行复查。几十年的沉冤，查起来困难重重。中纪委的工作需要排除种种干扰，做出多方努力。这点陈云早就预料到了。他在给邓小平等人写信之前，曾在2月对中纪委第三次全会讲过三点意见：第一，纪委工作是要做的。第二，纪委工作是有困难的。第三，我们做了工作以后，如果有人指手画脚，或者有些什么意见，对纪委有些什么批评的话，可以不计较它。我们做得对，他指责得不对的，可以不管它；如果他们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该考虑。

“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

就在潘汉年案复查过程中，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1981年11月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邀请曾参加过“中央特科”工作且尚在的老干部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就当时“中央特科”的工作进行座谈。

讲到特科历史上那些知名的或不知名的人物，陈云提到了潘汉年：“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也出过一个大叛徒顾顺章。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我是特科主任。1932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走后是潘汉年负责……”

在提到潘汉年案件时，陈云不容置疑地说：“潘汉年的案件，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为他平反。我相信他必将恢复名誉。”

有陈云这句话，有中纪委出面复查，大家放心了。因为能否正确处理潘汉年问题，不仅关乎潘汉年本人，而且关乎整个隐蔽战线一大批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历史功绩。

历史进入1982年夏秋之际，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潘汉年的案子也终于水落石出。经过中纪委艰苦细致的复查，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是一贯忠实于革命的好同志，绝不是‘长期暗藏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内部的内奸分子’。”中纪委提出：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都不能成立，应予否定。

中共中央接到中纪委的复查报告后，于8月23日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肯定了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并向全党公开宣布：撤销党内对潘汉年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切实处理好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

经陈云指示，有关为潘汉年冤案平反的通知，除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全党和担任相当省、直辖市、自治区一级职务的党外人士外，还要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陈云本人还亲自请与潘汉年有20多年交往的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夏衍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老将军萧克一口气读完后，专门写了一篇《读〈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有感》，并附了一首四言诗，曰：一代忠贞，一朝玉碎。长期蒙冤，惜人弗味。今得昭雪，忠魂有归。万众欢呼：三中全会！摘自《晚年陈云》来源：桂林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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