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汪精卫明白，一旦到了南京，就会完全受蒋介石的控制，哪里还有他主持一切的权力。所以他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说法，认为与共产党分手还没有到时候。其他人见汪精卫如此坚持自己的意见，也插话与他争论起来。吴稚晖说到急处，竟向汪精卫下跪。

据李宗仁回忆说：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敬恒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4月5日，当吴稚晖一早起来，在报纸上看到《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几个字后，不由大吃一惊。当他看完《宣言》的内容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汪精卫“降共”，甘当“共产党的尾巴”。

正好这一天，是蒋介石等人约好与汪精卫继续会谈的日子。

吴稚晖一见到汪精卫，就指着《宣言》问道：“中国从此即由两党共同统治了吗？”

汪精卫听后大笑，说：“这篇宣言说两党不可发生误会，并无两党共同统治中国的话。”

吴稚晖狠狠地说：“总理的联俄政策，是希望苏俄援助中国革命事业，并非请他来共治中国。至于容共问题，乃容纳共产党个人加入本党，服从三民主义，即成为国民党员；对其他未加入本党的共产党人，采取友好态度，也跟对苏俄一样，只希望他们协助本党革命而已，更非请其共同统治中国。他们固然可以宣传共产主义，但若与三民主义相抵触，或有危害国民党之处，即应予以相当的制裁。他们既要拥护共产党，我们也要拥护国民党。如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言行，超过了友谊范围，要来共治中国，甚至想独治中国，那我们拥护国民党的力量更不能不大增。‘联共’二字在国民党文献中并无所闻，去年5月在广州虽有国共联席会议，但其意旨仅在疏解双方友谊的误会，决谈不上《联共》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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