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汪精卫却认为既使需要变更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应该召开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来决定。吴稚晖见自己滔滔不绝的“宏论”，还说服不了汪精卫。于是便挖苦说：

“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内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一个党魁或‘家长’呢？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

汪精卫不想与蒋介石一起反共“清党”，除了他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对蒋介石的人格有怀疑。中山舰事件败在蒋介石之手，他现在想起来心里仍隐隐作痛，吃一堑长一智，他绝不敢贸然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再者，他是在武汉国民党和共产党人热情邀请下才回国的，他知道自己在武汉的身价，所以不愿即时就抛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放弃成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机会。

4月6日，汪精卫决意赴汉。临行前，他给李石曾和张静江各留下一信。在给李石曾的信中写到：

“5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之意见，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终日谈话讨论，戕贼感情外毫无其他结果，故不如决能舍去矣。”

在给张静江的信中，汪精卫写到：

“党事至此，以铭之意，惟有提议开第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到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期得多数之同意，于本月十五日可以齐集（越早越好），总以十五日左右为宜。如此会议能开，则转危为巡，或犹可望。”

当天，汪精卫悄然离开上海，前往武汉。

吴稚晖见蒋、汪合作未成，自己白白辛苦了一场，又气又恼。他半是讽刺汪精卫，半是自嘲地对人说：“汪先生出国一年，他知道还有那么一个共产党！他疾病坎坷，久地欧西，30天内经过了莫斯科，接晤了一群久慕大名的大革命家。半个月的俄国火车、俄国轮船伴送了回来。又一向有深刻的总理联俄容共历史，影在脑中，如何能在上海听了几个老朽朋友的一席话，就马上突然变换了一个大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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