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资料图）

辛亥前，西方媒体笔下的中国人，永远是表情麻木、眼神混浊的。《纽约时报》当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人没有“国家”、“民族”的概念，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列强对本国的侵略与瓜分。

清末革命党人的政治暗杀是暴力反清斗争的一种特殊方式，却也是彼时思想最进步之国人的焚身一击。这些刺客多为知识分子，却不惜用青春与热血去换取民族出路。与古时荆轲不同，中国首次出现了有“主义”、有“国际视野”的刺客。汪精卫在行刺失败后的慷慨陈词中指出“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

汪精卫年少时也曾壮志满怀，只可惜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最终沦为汉奸，背负千古骂名。

1910年，《纽约时报》在文章中惊讶指出，懦弱麻木之中国，在刺客的玉石俱焚中开始觉醒。血性中国、尚武中国的铁血大潮，自此汹涌。

主角：汪精卫

暗杀对象：摄政王载沣

地点：什刹海甘水桥

既然是刺杀，“燕京八景”之一的“银锭观山”，那绝对是极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这恐怕也是后人乐意把银锭桥作为刺杀摄政王载沣场所的原因所在。可惜，按当下史学家的考证，刺杀地应为什刹海旁的甘水桥。现在，甘水桥已只剩下地名，辛亥年间的道观、水沟、小石桥早已消失。

“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

1909年，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汪精卫心急如焚，不顾孙中山和好友胡汉民的苦劝，决意组建暗杀团。他誓言，要“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

1910年，黄复生与懋辛在京开设“守真照相馆”作为暗杀基地。同年12月，汪精卫与黎仲实、陈璧君、喻培伦四人抵京，暗杀目标最终选定在载沣身上。此处有一细节，陈璧君当时苦恋汪精卫，死活要跟汪北上行刺，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摄政王不是那么好杀的，身边侍从极多，暗杀团原来准备的铁茶壶炸弹肯定威力不够，临时跑到骡马市大街找铁匠做了个大铁罐，近一尺高。后来清廷破案，就是从铁匠铺找到的线索，顺藤摸瓜直扑到“守真照相馆”。

捉奸捉出了惊天大案

载沣每天上朝的路径很固定，刺客们为此制定了周密计划。首先载沣本来必经鼓楼大街，不巧的是当时正在修路，结果载沣改道了。后来黄复生发现载沣必经烟袋斜街，可那条街上很难租到房子，无处隐蔽。最后，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就成为最佳的爆破地点。那地方当时三面环水，小石桥旁的大树很粗，适合隐藏，树旁还有一座荒废的道观，非常僻静。

地方选好了，刺杀计划迅速落实。黄复生、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通风报信。炸弹威力巨大，当时没有电话引爆这种高级技术，引爆者必死无疑。

万万没想到，埋炸弹时出了问题。1910年4月2日凌晨，春寒料峭，革命者正埋得热火朝天，突然发现有人在桥上窥探，随后还叫来了警察和宪兵，仨人紧急撤离，可炸弹太沉没能抱走，一起惊天大案就这样败露了。可笑的是，窥探者不是什么便衣。一种说法是，一个准备捉奸的车夫，老婆三天没回家，黑灯瞎火正四处找人，看到桥下黄复生抱着铁罐子以为是抱着自己老婆。另一个说法是，一路人提着灯笼想在桥边解手，看到桥下人影绰绰，以为是匪徒正在掩埋赃物，所以叫来警察。

陈璧君和汪精卫（资料图）

一生一死毁誉殊途

炸弹没埋成，喻培伦、陈璧君在汪精卫要求下返回日本，继续筹款买炸药。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则继续留守，结果很快被军警逮捕。

审讯时，汪、黄两人争当主谋想牺牲自己，汪精卫更是侃侃而谈，受审时仍不忘宣传革命思想。主管这起爆炸案的肃亲王善耆亲自看了黄、汪的供词，对汪的才华尤为欣赏，加上清廷也怕引来更多革命党抱着炸弹来报仇，于是摄政王听从善耆的建议，改处死为永远监禁。后来武昌起义爆发，汪、黄二人获释，受民众夹道欢迎。

此处的另一个细节是，陈璧君、喻培伦当时已提前奔赴日本继续采购炸药去了，得知汪、黄被捕的消息，陈璧君情绪失控，对喻培伦大加指责。当时喻培伦没有辩解，却已埋下死志，他对好友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1911年4月，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最后重伤被俘，受酷刑而死。临刑前，这位炸弹专家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一生一死之间，毁誉就此殊途。死者如喻培伦，身背炸弹筐冲锋的画面，后来被定格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教材里。生者如汪精卫，与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最终在抗日战争中投靠日本，成为民族罪人。这个曾经壮志满怀的翩翩美少年，如今看其狱中诗作，不禁让人扼腕叹息：“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专家点评

中国已无净土，牺牲尽我责任

“飞蛾扑火般的英勇，悲壮而无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韩毓海这样形容辛亥前后慷慨赴死的志士仁人。

韩毓海说，当时很多自日本归来的革命党人领悟到，“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于是，尚武成为当时的“潮流”，很多士人弃文从武。“除了尚武精神，这些革命党人还带有像古代武侠一般的江湖豪气。”

同时韩毓海教授认为，之所以“暗杀成风”，这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和社会风气密切相关。广州起义、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数次起义的失败，使革命陷入低潮，大规模暴动被压制，就会有人选择有轰动效应的暗杀活动。“作为当时站在思想前沿的革命党人，都看不到改变现状的希望和手段，那么玉石俱焚就是无奈又唯一的出路和解脱。”

“引用秋瑾的两句诗：中国已无净土，牺牲尽我责任。”韩毓海说，“当时很多革命党人心中都有两个困惑：革命能解决现状吗？谁来革命呢？这在鲁迅先生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而想到无路可走时，只有坚决而英勇地的赴死。”

至于觉醒，韩毓海说，可以说他们是觉醒了，但觉醒后却陷入更难以解脱的民族危亡焦虑，所以无路可走；也可以说他们没有觉醒，但他们不惜一腔热血的英勇行为，终使后人觉醒，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铺就了道路。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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