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央机关工作时，又碰到了在武汉时就已认识的贺昌同志。贺昌是山西离石人，共青团五届中央委员、湖北省委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上和关向应同志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他长身玉立，才华横溢，很受大家的钦佩。他也知道我曾在武汉工作过。这次见面后，他首先提到希俨（注：作者的爱人，当时已经牺牲）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并劝慰我不要过于悲伤，务需节哀……那时，他虽是中央委员，但并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而是经常受中央的委派，去湖南、湖北等省视察各地工作，来上海出席中央召开的会议时，就住在旅馆里。我记得他住的是孟渊旅社（后来改名为申江饭店），因为那家旅社里的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住在那里比较安全。我是中央的机要交通员，对各省来找中央的都有接触。贺昌同志来上海时，我也常送文件到他所住的旅社里去，彼此就逐渐熟悉起来。

有一天，他直率地问我：“慕兰同志，你看，我是否有可能和希俨同志一样，和你结为革命伴侣呢？”我点了点头说：“这事容我向组织上汇报请示后再来决定如何？”他说：“是应该如此慎重对待，我等待着你的答复。”

我反复考虑后，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恩来说：“很好，贺昌同志是值得你爱的，我同意你们结合。”就这样，我们经组织上的批准，也没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就在旅馆里共同生活了。

贺昌和关向应都是参加建团工作的，在安源工作时，跟李立三、刘少奇、陈潭秋等都很熟悉，他特别敬佩周恩来同志。因为那时虽然向忠发名义上是党中央的第一把手，但论实际的德与才，他是不胜任的。那时，党中央是实行集体领导的，而主持实际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周恩来同志，他不但有很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而且在党内有很高的威信。在党中央工作的李富春、邓小平是在旅法勤工俭学时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回国后，先后参加了中央的工作，贺昌跟他们也都有过工作关系。这些领导同志跟我们两人都相识，都很赞同我俩的结合，所以我俩结婚后，同志们都纷纷向我俩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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