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饶漱石知道此事后对我冷嘲热讽。有一次他挖苦我说：“好啊！你是攀上高枝了，又是为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又嫁给了中央委员贺昌，眼里哪还有我这样的小人物呢？”我听了后，实在忍受不了，心想我黄慕兰就是不跟贺昌结婚，照样也能独立工作，难道我结婚是为了攀高枝吗？所以当即就反驳他，说他讲那些话是他个人主观主义的胡说八道，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争执了一番后，便不欢而散。回来后，我仍然很生气，跟领导讲了此事，并提出今后不愿意再做与团中央联系、与饶漱石接头的工作了，请中央另外换一个人吧。但当天我没有遇见周恩来同志，没有向他直接汇报。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又开会，没能提起这事。会议之后，我坐人力车回家路上，还在独自生闷气，老想着饶漱石这个人没有道德观念，对妇女干部不尊重，把人老是往坏的方面去推测。这样的讽刺挖苦，可以说我从参加革命工作以来还没有碰到过……越想越难过，下车时一不留神竟把小皮包忘在了人力车上。皮包里虽然钱不多，但有一本会议记录簿。等到想起时，人力车早已不见踪影。

这一急非同小可，急忙沿着来路去追赶。我当时住在新闸路，而政治局开会是在南京西路上自己人开设的古董店的大楼上。我一路追到那里，却没有追到那辆人力车，心里真是又急又悔，难受极了，六神无主地从南京西路一直走到外滩，坐在黄浦江边的铁椅子上，不由得回想起许多往事：为什么女同志出来参加革命还要受这种冤枉气呢？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对我与贺昌的结合都表示热烈祝贺。没想到这个饶漱石的胸怀这么狭隘，对革命同志为什么要这样讽刺打击呢？想当初，我和贺昌的结合，自己是经过慎重思考的，又得到恩来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他饶漱石凭什么要污辱我人格，损伤我的自尊心……就这样东想西想的，更加勾起我对希俨的怀念，从而对自己命运的波折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忍受不了的苦闷情绪。最使我懊恼的是：我从小事事争先，从没犯过错误，换过许多岗位，领导都很看好我，这次调任秘书，更是天大的信任和培养，我怎么就这么不争气，昏头昏脑地把记录本遗失在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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