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陈赓、罗瑞卿、周昆

1938年2月间，八路军中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件，115师参谋长周昆到八路军总部去开会，返回途中，他携带3万银元的军费不辞而别。作为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以这种方式离开队伍，在八路军中尚属首次。此次事件被定性为周昆携款潜逃，一直到解放后也没能找到周昆。

出任高官，屡立战功

周昆1927年就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岗山的老干部，曾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连长、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参加了井冈山和赣南、闽西的游击战争。1930年后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纵队长、第三十四师师长，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军长，红一军团第十师、第三师师长，闽赣军区第二十一师师长，红军大学代理校长，红八军团军团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第二十三师师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并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学校校长，红军大学校务部部长，中央教导师师长，抗大第二分校教育长。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同国民党当局达成合作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下辖第115、120、129师和总部特务团，全军约4.5万人。同时任命了各师的领导干部。

八路军第115师以红一方面军第1、15军团和陕南红74师编成。师机关由红1军团机关组成，下辖第343旅、344旅和独立团。115师是八路军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一个师，共1.55万人。周昆从抗大步校领导的岗位调整到主力师任参谋长，还是115师军政委员会5人委员之一，重新回到了战斗前线。

8月21日，提前改编的115师在陕西三原县云阳镇召开了隆重的出征誓师大会。大会由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主持。115师全体指战员庄严宣誓：“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坚决抗战到底！”22日，在周昆、罗荣桓的率领下，115师主力分批出发，率先奔赴山西抗日前线。30日，部队进抵黄河西岸的韩城芝川镇，31日东渡黄河，向晋东北恒山地区挺进。9月7日，在山西省侯马车站换乘火车，沿同蒲铁路继续北上。当时，为了加快行军速度，考虑细致的周昆安排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以“运输司令”的临时头衔到侯马车站跟阎锡山的代表交涉，联系铁路运输事宜。日军疯狂进犯，阎锡山感到形势严峻，急切希望八路军上前线，因此，整个交涉过程比较顺利。

正当115师向晋东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日军已侵入山西境内，一路经大同进逼雁门关，一路由蔚县、广灵经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攻。部队到达原平后，罗荣桓率师政治部、骑兵营等部队东进至河北阜平一带，开辟根据地。9月23日，八路军总部命令115师向平型关、灵丘出动，侧击日军。当日夜，115师师部率主力进至平型关以东之冉庄、东长城村地域。24日夜，周昆组织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次日拂晓前完成了平型关作战的部署和准备。

9月25日，115师主力于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部队一部，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79辆、摩托车3辆。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轻重机枪21挺、大车200余辆等大量军用物资。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振奋了爱国军民奋起抗战的必胜信心。看着满沟侵略者的尸体和烧毁的日军车辆，周昆的内心也是激荡无比，但他绝不会想到，不到半年，他的人生将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10月之后，周昆积极协助师领导指挥多次作战，并抓好司令部建设。部队游击晋东北，转战正太路，采取袭击、伏击等战术手段，连战皆捷，有力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10月下旬，115师在五台分兵，聂荣臻率师独立团等部队留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周昆率领师部和343旅向晋东南转移，驰援娘子关。11月8日，太原失陷。遵照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115师直属队和343旅由正太路南移，转至吕梁山脉之洪洞、赵城地区，开始建立晋西南抗日根据地。

1938年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全国师以上各级参谋长会议，主要是各战区各集团军参谋长报告抗战所得教训及以后补救意见。隶属于第2战区的八路军，当时在国军序列已是第18集团军，也被通知参加。八路军方面派出了4名将领，即总部参谋长叶剑英、参谋处长彭雪枫、高级参谋边章五、第115师参谋长周昆出席。叶剑英等人先到达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再于1月26日向参谋长会议报到。该会议会期3天，即从1月27日至1月29日，叶剑英代表18集团军（八路军）向会议作了口头汇报并呈出详细书面报告，周昆代表115师向会议递交了书面报告材料，将115师自红军改编以来入晋对日作战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与国民党军部队的高级军官进行了交流。就是这一次的武汉之行，彻底改变了周昆的人生命运。

携款潜逃，不知所踪

1938年2月初，周昆从武汉乘火车返回山西前线，途经临汾与从武昌返回的彭德怀、左权会合，彭德怀去武昌是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八路军支援徐州会战问题的。周昆即向彭德怀、左权汇报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关情况。据当时在场的作战参谋王政柱（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烽火关山：战争年代记事》一书中写道：“他向左参谋长汇报参谋长会议情况时曾流露不满情绪，说他在武汉如何‘丢脸’，说国民党参谋长有自己的小公馆、小汽车和小老婆，我们像叫花子一样。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非常‘小气’，连雇黄包车的零用钱也不愿多给等等。周的思想表现受到彭德怀副总司令和左权参谋长的严肃批评。彭总说：你（周昆）所羡慕的是我们看待问题的根本立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做共产党人的光荣，否则没有什么两样了。”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里对此有更详细生动的描述。周昆对彭德怀的批评还不服气，气得彭德怀拍桌痛骂了一顿。之后，周昆带着牢骚继续返程，顺便也从临汾的国民党2战区领走了115师这个月的军饷6万元（法币）。

这之后的事情，115师司令部作战科长王秉璋回忆：“1938年2月间，周昆参谋长到第2战区司令部去开会，领取了6万元军费，这是国民党政府发给我师的最后一笔经费。会后，周昆将一个挎包交给警卫员，说：‘这是重要文件，你马上回去交给作战科王科长。’警卫员回来把包交给我，我打开一看，不是什么文件，而是3万元纸币。内有一封短信，周昆在信上说，‘共领取了6万块钱，我带走了3万块，另3万块交警卫员带回，望查收。’周昆携3万元钱潜逃了。”

周昆没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倒下，却因人性的本能欲望与贪婪攀比而屈服。国民党高官的奢靡生活，让周昆产生了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中共党员的本质，忘记了红军的优良传统，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一念之差，铸成大错！他深知，自己的这种行为会导致怎样的斗争和批判。也许他后悔过，但再也不能回头了。

周昆携款潜逃后，八路军总部和115师师部一片哗然，大家想不通。王政柱讲：“（周昆）是被歹徒谋财害命还是逃跑，当时调查无结果。”王秉璋说：“周昆是参加秋收起义后首批上井冈山的老干部，曾任红8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等重要职务。他为什么会突然潜逃一直是个谜，说他贪财吧，只拐走了一半经费，事情没有做绝。解放后组织上对他进行过调查，当时他在湖南平江老家，调查之后证实他没有参加过任何反革命组织，也没有任何其他反革命行为。”不知道王秉璋口中的周昆跑回老家平江的依据是什么？这么大的干部，以前是红军高级将领，现在是抗战前线的八路军师参谋长，能在平江安安稳稳生活吗？更别说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清查了。

还有些说法，包括去香港了，去外国了，隐姓埋名了，携款潜逃后露财被人杀害了等等，都只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证据。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无端消失很平常。

周昆的下落反复查找无果，甚至动用八路军“前总三分队”实施技术侦察，也未从日军和国民党军那里侦收到相关情报。但无论哪种去向和结果，在当时的环境下，虽然缺乏证据，但人没了，钱也没了是事实。为保证继续发扬红军优良传统和保持我党我军的政治纯洁性，我党给予周昆最严厉的定论和处理，那就是：叛变革命，携款潜逃，开除党籍。

革命是大浪淘沙，洗尽铅华无数。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正是在不断的自律清洗中，纯洁队伍，发展壮大。实践证明，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如果共产党人忘记了党的宗旨，放松了党性修养，动摇了理想信念，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忽视了作风建设，总是会犯大错误，不仅身败名裂，而且给党的组织和工作带来巨大的损害。这就要求我们要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努力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回到周昆携款逃跑之前，如果他能认识到错误，悬崖勒马，及时反省和自我批评，他的人生轨迹还会正常延续下去。如果能坚持到新中国成立，以周昆的能力和资历，职位肯定不会低。1955年授衔还在军队的话，保底是上将，就是大将也有竞争的资格。但历史往往没有假设，发生了，就无法改变，毕竟，谁都得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后来传说周昆携潜逃回了湖南老家--平江，解放后还活着，但这根本不可能，以他的做为潜回家大概早被国民党拎出来当典型了，解放后各种运动他焉能逃过，还有说他是见财起意，携款潜逃，但为什么不把6万元全部拿走，只拿3万，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贪财。如果说他为了几万银元就能叛逃，那么在红军时期就应该跑了，如果以他的资历在反围剿时期投靠国民党得到的赏钱恐怕不会比3万少，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在路上遇到土匪被杀或者在路上漏了财，被人看到盯上了将其害死，杀人埋尸，最后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还落得一个叛逃革命的恶名。

周昆失踪后，第115师参谋长一职长期空缺。1938年3月8日，八路军总部任命王秉璋为参谋处长，司令部的工作由王秉璋负责，行使参谋长的权责，王秉章建国后任空军副司令，被授予中将军衔。（摘编自《党史博采》2019年第八期作者：朱晓明）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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