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节。在四年时间中，这里成为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庆)？这是因为香港属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为止。

1940年3月报端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进行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当时这两个组织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亡工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大背景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