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三姐妹：左起依次为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资料图）

本文摘自《宋庆龄画传》，陈廷一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1936年12月，西安兵变蒋介石不抗日被扣，生死不明，一下震惊了南京政府和宋美龄。南京乱成了一锅粥，谣言满天飞。宋美龄在情急之中，想到二姐庆龄能帮助自己，直接挂通了电话，美龄是哭着求二姐帮忙，请求协助解危释放蒋。因为姐妹间十年没有来往了：当年庆龄曾说过，她宁愿看到小妹去死，也不愿小妹嫁给老蒋。就在小妹嫁给老蒋的当年，蒋就发动了“四·一二”大屠杀，国共合作破裂，政治离间了姐妹亲情。庆龄当面答应帮忙，只有一个条件：蒋要顺应潮流抗日。美龄也当场做了保证。这表明了宋庆龄对民族命运的关切远超过自身的恩怨，使小妹美龄大受感动。

宋庆龄说办即办，她与中共及时进行了联系，说明了自己的意愿。中共指定同国民党高层接触的代表潘汉年得到宋庆龄的通知后去了南京。(为安全起见，他在南京前边的一个小站下车，以防邀请他去的人叛卖他，也防国民党亲日派袭击，因为亲日派要除掉蒋介石，作为扩大内战的第一步。)据说，蒋夫人在南京接见潘汉年时恳求共产党保证她丈夫的安全。

西安兵变的和平解决，有力地促进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局面。为抗日三姐妹摒弃政见重新走到了一起提供了契机。

日本攻占上海后，宋庆龄转移到一个新的地点——香港去继续她的工作。

在转移出去之前，她要摆脱日本特务的监视。她的寓所在法租界(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归外国人管辖，在法理上是中立地带)，为了麻痹这些家伙，在动身的那一天——1937年12月23日——她在家中安排了一种使人不可能产生任何疑窦的安详景象。两位外国女友到家里来喝茶。她和贴身女佣李姐从后门登上雇来的出租汽车，然后开往公共租界的外滩码头，登上一艘挂外国旗的客轮。她用头巾捂住半个脸庞(那天天气很冷)，一只手挽住艾胡结实的臂膀，显得十分轻松自如地一同走上跳板，没有人来得及阻止和盘问。

她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是根据中共驻上海代表潘汉年转达的中共中央的意见。他们抵达香港正好是圣诞节。在四年时间中，这里成为宋庆龄开展持久的、多方面活动的基地。

为什么选择香港而不是武汉(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到这里，以后又西撤到重庆)？这是因为香港属华南战区，便于访问和来往，但又可不受国民党的干涉或检查。从这个还在英国人手里的开放港口，不论在政治上或在交通上，她还能更方便地接触到海外支持中国民族解放和进步的人士——他们中间有外国人，也有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侨，而在外国人和华侨中宋庆龄都有很高声望。他们可以通过香港把他们捐赠的款项和实物，经由他们所信赖的宋庆龄的手分配出去。

因此，除了短期去内地旅行外，她一直住在香港，直到1941年底日本人占领香港为止。

1940年3月报端出现“三姐妹(霭龄、庆龄、美龄)团聚”这一吸引人眼球的消息。

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进行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当时这两个组织均为国民党所禁忌)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

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

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亡工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大背景进行的。

这就是著名的“三姐妹团聚”。但当时的论述几乎可以说无奇不有，每个新闻来源都按它自己的需要加以渲染。在香港，流传着古老的“浪子回头”的谣言——宋庆龄因苏德条约和苏芬战争而感到“幻想破灭”，回到了自己亲属的怀抱之中。在重庆，则描绘出一个任性的姐妹最后承认蒋介石和他的政府的明智——处在一种相互宽恕和既往不咎的氛围之中。

几十年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一些名人的传记和电视片中又使“三姐妹团聚”呈现出一种充满浪漫色彩的情景——亲人之爱战胜了一切原则上的分歧。

事实上，三姐妹对于在不很紧张的情况下聚会固然感到愉快，但此事的基础既不是任何一方放弃政治信仰，也不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就像中国各党派战时的统一战线一样，这里面“既有团结、又有斗争”。

仅在几个月以前，国民党就忙于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挑起事端，以防止其“扩大势力”(即使这种“扩大”完全是在日本占领下收复失地)。它甚至于杀害根据协议派驻在国民党区域的中共代表。

尽管“三姐妹团聚”是一件积极的事情，但它并没有改变蒋介石和宋氏亲属一个长期的愿望，那就是把宋庆龄变成他们政权的装饰品，从而使她不再成为他们已经抛弃的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象征。他们想使她显得完全同意蒋的政府，所有不同政见均已消除。但在这次联袂旅行中，她决定担负起一项更有独立性的任务——努力加强国民党内部反对投降的趋势，呼吁按照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尽可能广泛地为更有效的、更民主的抗战和民族复兴开展组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