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从“救国”到叛国

1938年7月27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根据大本营陆军部建议，通过《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决定采取“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起用汪精卫、唐绍仪、吴佩孚等“中国第一流人物”建立坚强的新政权。从8月29日至9月3日，梅思平经高宗武介绍并由周隆庠担任翻译，与日本同盟社中南总分局长松本重冶连续进行5次秘密会议，初步达成由汪精卫出马领导“和平运动”，由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等地方势力配合支持的秘密协议。

10月24日，梅思平从香港回到重庆。从10月26日武汉沦陷的当天开始，汪精卫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秘密讨论对日“和平活动”。10月30日，汪精卫政治班底中最具政治才干和野心的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扭转乾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

11月20日，高宗武、梅思平依照汪精卫授意，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桢昭在上海虹口东体育会路七号的“重光堂”，秘密签署《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等文件，史称《重光堂协议》。除此之外，他们还制定了被称为“渡边计划”的汪精卫出国及近卫首相发表宣言的详细日程。“渡边”是日方给高宗武起的代号。

11月22日，高宗武、梅思平前往香港。11月26日，梅思平带着《重光堂协议》返回重庆。汪精卫连日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研读文件。周佛海在事后补写的11月26日的日记中介绍，“与思平谈及汪之性情，咸认为无一定主张、容易变更，故十余年屡遭失败也”。11月27日的日记中，另有“益发现汪先生无担当、无果断、作事反复，且易冲动”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