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传统被迫终止。

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马背上夺取的天下，靠一个“陈桥兵变”摘走了后周小皇帝的皇冠，这个以武力和玩弄权术起家的能人一上台，便马上充分暴露了对武将的不信任和对权力失衡的无法容忍。不单是反感而已，赵匡胤连同他的后代们一起建立起皇朝时代堪称最为完备的官场制衡机制，使五代以来“朝纲混乱、武将乱权”的传统止于宋。

不再独大的丞相

赵匡胤夺取天下后做了一件著名的事情。公元964年，一次性罢免了同为后周旧臣的三个丞相范质、王溥、魏仁浦，以谋士赵普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完成了从后周到赵宋的宰相人选过渡期。同时皇帝又发现跟他多年的赵普也不可靠，竟背着自己收受吴越王钱缪贿赂，于是设立了一个叫“参知政事”的职务作为掣肘的副手。

这件事情，意义深远，确立了宋王朝中央形成了“两府”格局：一个是宰相，另一个参知政事。而在统兵的将领们被解除军权后，皇帝特设了一个“武府”枢密院作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枢密使”为其最高长官——这个“枢密使”却规定不得由武将担任，只授予文职，连同其副手“枢密副使”也基本由文官充斥。

这两府分管文武，在宋代中央王朝有效实现了对宰相力度最大的分权——另立了一个规格与之完全对等的最高军事机构，两府的正副首脑合称“执政”。

不仅如此，宰相与参知政事的关系也体现了权力制衡的要则。在宋代的历史上，曾出现过二相二参、二相三参，二相四参的现象。因此朝廷之上政见不同常会导致两种声音，皇帝便能够进行权衡与制约。

而宋代数次官制变革的总趋势又是参知政事的功能不断增强以削弱相权。到了治道年间(公元995年)，“参知政事”得以和宰相轮日执事，处理重大公务时更可与一把手同升于公堂。最典型的例子是北宋杰出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早年便“议论高奇”，“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宋神宗未登基便久闻大名，即位后便起用他主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