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有位神秘的军人，留下了诸多云雾缭绕的传奇，而最大的传奇莫过于他与红军长征的关系：约1934年10月7日，周恩来收到一份绝密情报，我们无法还原他当时的表情，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收到这份情报的第三天，中央红军开始了后来被称为“长征”的战略大转移，8.6万余人仓促撤离中央苏区……

这份情报来自蒋介石手下的一位“剿匪”将领，他的名字就叫莫雄，而莫雄泄露给中共的情报就是蒋介石的“剿灭”中央红军的“铁桶围剿”计划。

在中共成立90周年之际，莫栋梁———莫雄的儿子———为南都记者打开一个铁盒子，里面有一个红皮的全国政协委员证和六个旧笔记本。记者在其中一个笔记本里发现一张莫雄所写的纸条，上面写着“蒋介石当时以装左派姿态和共产党合作来欺骗蒙混别人的。”

莫雄亲笔书写的这些字句把人带向悠远而动荡的过去，孙中山、张发奎、宋子文、蒋介石、周恩来、李克农、项与年……一长串的历史人物随之浮现在记者眼前。

莫雄

曾经救过蒋介石的“莫大哥”

6月末的雨后下午，广州石室教堂坚厚的墙体素洁而宁静。这座承载了百余年时光流变的教堂，也见证了莫雄早年的人生发展轨迹。16岁那年，莫雄，这位生于广东韶关贫苦家庭的青年，正是在石室教堂打工期间，成为同盟会会员，加入广州新军策反，开启了军政生涯。莫雄的六子莫栋梁曾负责整理了《莫雄回忆录》。近日，莫栋梁在位于广州的家中告诉南都记者：“我父亲说到了一些(策反)细节。在白云山上鼓动时，他每次都带十个八个新军士兵做动员工作，士兵让他说得泪流满面，用拳击打树，很激动。”加入同盟会是莫雄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此后，他就特别喜欢同有救国救民思想的人结交。

在近代中国的多次著名战役中，都留下了莫雄的身影。辛亥革命后，莫雄参加了北伐、援闽粤军作战、讨伐桂系、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其中，他发挥作用最大的，是讨伐陈炯明的活动和战役。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在讨陈力量涣散的情况下，莫雄以梧州卫戍司令的身份，积极联络各方讨陈，发挥了关键作用。1922年12月，滇、粤、桂各军组成联军东下讨陈。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后，孙中山得以回粤重组大元帅府。莫雄因为东下讨陈的功勋，被正式委任为粤军第二师第三独立旅少将旅长。凭借显赫战功，莫雄在国民党中被称为“莫大哥”。正是这个“莫大哥”的元老资历，为莫雄日后协助红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我父亲个子比较矮，广东有俗语叫‘矮仔多计’，他最喜欢的是迂回战术，正面佯攻，围攻，往往就取得了胜利。”莫雄之子莫栋梁说。

孙中山统一两广后，于1922年兴师北伐吴佩孚，大军去后，当时的大本营所在地广西桂林的防务空虚。蒋介石时任大本营参军兼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负责大本营留守工作。一次，桂林附近山区“土匪”万余人包围大本营，蒋介石被困在城中。蒋介石拍电报给粤军第四独立旅(莫雄时任该旅中校营长)求援。“接到求援后，我父亲带了两个营，把蒋介石救了出来。”莫雄之子莫栋梁说。经此一役，莫雄结识了蒋介石。日后红军长征前的“围剿”战事，蒋介石将莫雄推到关键的位置上，这次结识是重要的基础。

刚认识蒋介石的时候，莫雄对他存在好感。莫雄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指蒋介石)赢得了众多革命党人的信任，甚至尊重，认为他是个年轻有为的将才。”1925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后，粤军一些中高级军官受牵连，蒋介石趁机逼迫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下野，夺得兵权。政变时，莫雄所在的师(莫雄时任粤军第四军第十一师中将师长)也被蒋介石以“反革命军队”的罪名缴械，莫雄被迫逃往澳门。此后，莫雄由先前的对蒋介石有好感，变成政治上完全不再信任蒋介石。“我父亲一开始是站在粤军的角度，对蒋介石建立了仇恨。这时候是有些个人的、小团体的(层面)。随后看到蒋介石完全走向反动，践踏新三民主义，才把对蒋介石的仇恨上升到政治层面。”莫栋梁向南都记者分析。

李克农未批准他加入共产党

20世纪30年代，莫雄几次公开、暗中反蒋，显示了两人之间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关系。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是莫雄日后向中共情报组织靠拢的基础。1930年3月，莫雄跟随张发奎反蒋，失败后，张发奎下野，莫雄也赋闲在家。1930年年底，莫雄到上海见到宋子文，后被宋子文委派为税警总团总团长。宋子文当时想依实力不俗的税警总团与蒋介石抗衡，进一步准备倒蒋抗日。莫雄曾为宋子文暗中反蒋出力。1933年，蔡廷锴、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在福建发动兵变，莫雄曾向蔡廷锴等通报军情，让对方撤离福州。

在20世纪30年代，除了在各方势力间游刃外，莫雄最重要的经历，是与中共的接触。

1930年在上海期间，莫雄见到了旧部刘哑佛。刘哑佛是中共党员，1925年莫雄任粤军十一师师长时，他是师政治部主任。经刘哑佛介绍，莫雄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严希纯、项与年、卢志英等人，并与中共中央特科搭上线，成为中共中央特科的重点统战对象。中央特科于1927年11月在周恩来倡导下建立，为当时的中共情报保卫机构。莫雄回忆：“他们(指中共党员)常以革命道理来开导我。向我介绍苏联十月革命，介绍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十四国联军的侵略的情况，并向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

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莫雄的思想倾向发生很大变化，向严希纯提出要求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严希纯传达了上海地下党负责人之一李克农的意见：“你(指莫雄)是革命的老前辈，孙先生的忠实信徒，你参加共产党的请求党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你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因此，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党为宜。”

此后，莫雄在国民党中留了下来，一直暗中帮助共产党，但终生未加入共产党。

晚年莫雄

“剿共保安司令”手下一堆共产党人

1933年，莫雄在南昌遇到了故交杨永泰，从此进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历史。杨永泰和莫雄于1923年认识，当时莫雄为粤军第七独立旅旅长。杨永泰此时权力显赫，为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以下简称“南昌行营”)秘书长，也是蒋介石非常信任的幕僚。在杨永泰的推荐下，莫雄被委任为江西省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以及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了50万军队，并集中江西、广东等省部队，分编为北路、南路、西路军，加上第十九路军，集中“围剿”中央苏区。为此，蒋介石在南昌设立了“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本次“围剿”。“南昌行营”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等十省和上海、南京、武汉三个特别市的军政事宜，权力极大。为了“围剿”方便，蒋介石在江西实行专员制度，把全省划分为几个行政区，行政区的督察专员兼任保安司令。因此，莫雄的这两个职位乍一看并不显赫，但十分关键。两个职位的委任状是蒋介石给他的。

粤军出身的莫雄，何以得到蒋介石的委任，而且是如此重要的位置？莫雄在回忆录中说：“在私交方面，我与蒋氏表面上是较融洽的，我每次去见蒋，侍从室的人极少刁难。”蒋介石委任莫雄的意思，是要拉拢他效忠。“在蒋介石的眼里，莫雄就是一介武夫，能打。在粤军的时候，蒋介石和他合作过，几次硬仗都打下来了。(蒋介石想)莫雄也要谋生，我给你官，给你钱。但他不知道(我父亲)思想的变化，以为这些人是没有脑筋的。”莫雄之子莫栋梁说。此前，莫雄在宋子文手下担任税警总团总团长时，曾在淮徐地区成功剿匪。此事令蒋介石印象深刻，也是他被任命的原因之一。

这次委任最关键的一步，是莫雄获得授权自组人马，这就为他在自己机构中安插共产党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前他与中共的深入接触也提供了这样的条件。“我要求过参加共产党，也答应过帮助共产党办事，我认为这次是与共产党合作的好机会，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偏要反其道而行之！”莫雄后来这样回忆他当时的想法。

莫雄在上海找到了刘哑佛、严希纯、项与年等共产党员，将委任状、组织表交给他们看。据莫雄回忆，他当时对几人说：“我准备与蒋介石斗法，用他的拳头去打他自己的嘴巴。……蒋介石要我剿共，我却要剿蒋！”

于是，1934年3月末出现了这样的事，莫雄的江西省德安赣北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以及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部，是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组成的。前述的几位共产党员均占据了关键位置：刘哑佛担任专署主任秘书，卢志英担任主任参谋，项与年担任情报参谋，共产党员在组织表上占了几十人。莫雄回忆：“在司令部及专署内，一切事务主要由刘哑佛、项与年、卢志英等人负责。”

这样，莫雄的机构成了一个历史的交汇点：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和“剿匪”的工作汇合在了一起。

1934年9月：中央苏区“梭标都能戳穿”

蒋介石建立“南昌行营”的时候，他的对手中央苏区红军有8万多人。

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了中央苏区。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十分信赖李德，将军事大权交给了李德。李德指挥的特点，是拘泥于教条，并不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据当时给他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回忆：“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1933年9月至11月，红军与国民党军在瑞金北边的要地黎川鏖战，由于死守黎川，致使黎川失守，后多次战斗未能收回。这样，第五次反“围剿”初期失利。

同年11月20日，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州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与蒋介石决裂。蒋介石迅即抽调“围剿”部队讨伐第十九

路军，给红军减轻了作战压力。但当时的临时中央未能在军事上积极配合第十九路军。后者在1934年1月被击败。

错过与第十九路军配合的机会后，蒋介石调整“围剿”部署，致使红军作战连连失利，根据地越缩越小，面临严重危机。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付出参战人员四分之一的伤亡后失败。此后，红军又丢失多地，形势日益恶化。该年7月初，国民党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全面进攻。此时，博古、李德等决策者采取“六路分兵”、“全线防御”的方针，但没有奏效。1934年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只剩下七八个县城。陈毅(时任中华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形容当时苏区的狭小地域“拿梭标一捅都能戳穿”。

“庐山会议前两个月，我父亲在德安看到大卡车一辆一辆过，铁丝网大量运到。他就问中央军的一个军需处长是怎么回事。那个人诡异地笑了，说：‘莫大哥，这次剿共与往常不一样了，有红军好看的了。’后来我父亲找到卢志英说：‘看来这次不一样了，红军还是易地为宜吧。’”莫雄之子莫栋梁说。

“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叶剑英(长征前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危机。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莫雄登上了改变历史的舞台。

蒋介石：“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

“1934年10月初(一说9月下旬)，我奉蒋介石密令上庐山参加秘密军事会议。江西的10月，庐山已开始下雪。开会的地方叫牯岭，这是一个圩场，坐落在1000多米高的庐山顶上。这次秘密军事会议就在离圩场不远的一座礼堂里召开，整个牯岭都置于严密的警戒之中。”在莫雄的回忆中，这场关键的国民党军事会议，伴随着的是一片肃杀之气。

庐山军事会议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进行，会议文件足有一二公斤重，每份会议文件都打有蓝色的“极机密”字样，并按名单编号存档。蒋介石借此想给中央红军致命一击。(《蒋介石年谱》中没有提到这次会议。根据《蒋介石年谱》，蒋介石在1934年9月20日之后的秋天，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1934年10月4日，蒋介石与杨永泰等人离开庐山去武汉视察。据此，这次庐山秘密军事会议召开的时间，应该是1934年9月下旬至10月4日之前这个时间范围内。)

这次会议有两百多与会者，都是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和山东五省的省主席、部队司令、军师长、高级参谋，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杨永泰负责具体事项。按照职务，莫雄尚不够级别与会。他能与会的关键，是以前与红军作战的“战绩”获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莫雄任江西赣北第四区剿共保安司令后，在地下党安排下，当地红军伪装被莫雄“击溃”，实际上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当“捷报”传到蒋介石那里时，后者还通报表扬了莫雄：“传令嘉奖，考成第一”。因为这个背景，莫雄被特邀出席庐山军事会议。

“会议打算开一个星期，但才开始两天，因其计划规模之巨大，各项布置之细微，阴谋之毒辣，已使我暗自吃惊！”莫雄回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最阴险毒辣、规模巨大而又布置周密的军事计划！与以前的四次‘围剿’，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若此计划得以实施，则红军的处境不堪设想！”

使莫雄震惊的，是一个名叫“铁桶围剿”的计划，由蒋介石的德国顾问汉斯·冯·赛克特(前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提出，旨在彻底“剿灭”中央红军。该计划的主要内容是集结150万大军，以瑞金为圆心，在距瑞金150公里处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各参战部队在指定的某一天从四面八方合拢包围苏区(蒋介石计划在当年11月间发起总攻)。一旦包围圈形成，各部队稳步向瑞金推进，在推进过程中布设重重叠叠的铁丝网和碉堡线。为防止红军突围，该计划还准备了地雷阵和大量美国军用卡车。计划6个月进逼到瑞金。“瑞金四周届时将竖起300重铁丝网，30重碉堡线，以及难以计数的障碍物。”这是计划设想的红都未来的景象。

很多年以后，莫雄还记得蒋介石在会议结束时的自信：“现在剿共大业已握胜券，望各方负责人积极执行会议的决策，”“毕其功于一役！”

项与年：为送情报敲掉门牙装乞丐

如果一切都按照蒋介石的意愿进行，那么等待红军的，将是一个异常冰冷的10月。

开了六天的庐山军事会议一结束，莫雄将“铁桶围剿”计划文件装到一个大公文包里，匆匆下山。在保安司令部办公室，莫雄把文件交给刘哑佛、卢志英和项与年细看。从他们当时的反应，也看出这个计划的可怕。“他们飞快地看着，脸色随之而变。”莫雄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莫雄和几个人开会决定，将情报要点抄到四本四角号码字典内。随后，由项与年负责运送情报到瑞金。

目前，关于这封情报的运送过程存在多种版本的描述。

习仲勋在给《山路漫漫》(卢运泉、李立维编著，人民出版社)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他(指项与年)最为辉煌的一页，是他和战友在获得庐山会议‘剿共计划’这一重要情报后，为了及时送到中央苏区，敲掉门牙，办成乞丐，穿越多重封锁线，日夜兼程，把这一关系到革命全局的重要情报及时送到瑞金，亲自交到周恩来(当时为临时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负责督促执行军事计划———记者注)手中。其时，正处在红军实行战略大转移的前夜。”

《莫雄回忆录》中关于送情报的说法是：“由项与年同志将此全部绝密文件带到南昌我司令部后方办事处。在那里将文件的主要部分用薄纱纸密写抄录，然后由地下党同志藏在鞋底，化装成老百姓千方百计地送上瑞金。同时，他们又发电报给党中央，将庐山会议制定的‘铁桶围剿’计划这一绝密情报向党中央汇报了。”

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的说法是：“并由项与年兼程送交南昌丘吉夫负责的秘密联络点，再由交通连夜送往瑞金。”

这些描述存在细节差异，但都暗示了情报的紧迫和送情报沿途的凶险：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和堡垒，以及潜藏在后面的死亡威胁。

项与年的孙女项小米(长篇小说《英雄无语》的作者)近日告诉南都记者，习仲勋的说法应该更准确，“莫雄当时只负责将情报交给了地下党，具体是谁送的，送到哪儿，怎么送的，当时也不可能告诉莫雄。”项小米认为，特科人员并没有通过电报形式将情报送出去，“因为这个情报太重要了，如果通过情报，我军可以破译国民党的电报，国民党也可以破译我军的电报，当时红军武器装备等等什么都不如国民党，惟独在密码破译这一点上，略胜国民党一筹，但国民党军的情报工作也不是吃素的，通过电报传递如此重要的情报，太冒险了，同时有可能暴露莫雄，所以当时卢志英和项与年等决定，必须亲送。”

当时，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已经处于十分危险和不利的阶段。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依靠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系。从1934年3月到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遭到六次大破坏。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的电台被破坏，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

在传送情报的过程中，所幸没有出现疏漏。莫雄后来回忆了当时的险情：“蒋介石在围剿计划泄露后也没有向下追查，否则查到我身上，要我拿出那些文件来，我将必死无疑了。”

但红军长征的设想和准备，并不是得到这封情报才产生的。

早在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就考虑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的问题。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

据李德回忆，1934年5月，他受中央委托草拟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中，就包括了“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这个观点。1934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决定报共产国际批准。随后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备领导战略转移。但在当时，战略转移的决定并没有执行，红军仍在同国民党军鏖战。同年8月，战略转移的直接准备开始。

收到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

莫雄的情报并不是红军长征前接到的唯一重要情报。

李德的《中国纪事》记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准的8月计划，预定红军突围日期是10月底11月初：“因为根据我们获得的情报，蒋介石企图在这期间集中力量发动新的进攻，突围的日期选择在这时，必然会使敌人扑个空。”李德的回忆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在大约不迟于8月份时，中共中央收到一封足以影响长征决策的重要情报。

原赣州市委党史办副主任凌步机(中央苏区研究学者)曾提到，对长征计划提前实施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获得了敌人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部署的情报。(《我的长征：亲历者口述实录》，上海三联书店，第227页)近日，凌步机告诉南都记者：“红军总参谋部情报人员破译了国民党军队的电报，时间大约在8月底。莫雄提供重要情报一事可以肯定，但这封情报是否对红军长征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值得商榷。因为红军当时的情报来源是多方面的。”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在《杨尚昆回忆录》中提到：“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攻击。”杨尚昆的回忆同样提供了重要信息：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收到了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击的情报。

网上流传着众多有关莫雄情报的故事，其中不乏刻意的渲染。但莫雄情报的真正传奇性，在于它在中共长征情报坐标系中的定位：它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历史？

莫雄情报的价值在于它的节点，它是上述情报中最晚到达中共中央决策者手中的。这封情报于1934年10月7日到达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年谱》未提到，具体时间据CCTV-4《走遍中国：红色国都———瑞金》视频资料，6月30日播出；10月7日，中革军委已经要求地方部队接替中央红军主力防守，因此，接到情报不会晚于这一天)。情报的决定性作用，是促使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的包围圈最终形成之前，提前突围转移。“(中央‘三人团’)接到莫雄的情报后，知道敌情如此严峻，于是为撤出江西根据地下了最后的决心，这也是为什么接到情报后一个星期，中央红军就匆匆转移。”项小米告诉南都记者。李克农之子李力在《怀念家父李克农》一书中这样描述：“看到这份情报(指莫雄提供的情报)，中央领导成员暗自吃惊，如果再拖延半月左右，敌军将合围成功，红军很难脱身。”毛泽东在长征时也曾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提法，10月10日晚(情报送达三天后)，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了长征。蒋介石的“铁桶围剿”计划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破灭。

莫雄与红军的关系并未到此结束。1935年春，莫雄调任贵州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兼“剿共”保安司令，曾在贺龙所部红军开来后，有意率部避让，让红军在毕节城里休整半个多月后安然过境。后来，此事泄露，莫雄被蒋介石以“守城不力”等罪逮捕，经杨永泰等人保释出狱。

后来，莫雄还曾任广东南雄县长、第四战区北江挺进纵队司令等职，在任期间多次支持共产党和游击队。解放后，莫雄曾任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第五届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