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铁路始建于1898年，完工于1903年，是沙俄政府为控制远东、侵略中国而在东北修筑的一条贯穿东北的铁路干线。铁路建成后，按照清政府和沙俄事先签订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规定，成立了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公司的决策机构为董事局。董事局总长由中国政府派员兼任，董事局成员由股东会议决议，董事局驻地为中国的北京和俄国的彼得堡。中国东省铁路公司本应是一家商业性的铁路公司，但沙俄政府利用清政府的软弱无知，施以威逼利诱，把该公司变成了一个忠实执行沙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机构，而该公司设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管理局，则成了事实上的沙俄政府的总督府。他们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设置司法机构，肆意拓展土地，在管理局内部俨然如同地方政府，在其12个分支机构中竟设有法律处、学务处、警务处、地亩处、商务部、对中国政权联络部等等。

在日俄战争以及后来的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期间，中东路更是处于军管状态，成为了俄国内各派物质的供给基地。鉴于这种情况，身为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以确保协约国的军事运输为名，全面接管并控制了中东铁路管理局及所属地区，中方陆续收回了中东铁路的市政、司法、护路、警察、土地管理、教育、海关等权利，并强迫由俄国人控股的道胜银行签订《管理东省铁路续定合同》，规定由张作霖所部代表中方代行俄国政府在满洲地区的职权，直到中方承认的俄国新政府产生为止。此举，引起了俄政府对张作霖的极大不满。

张学良

1928年刚刚主政东北的张学良，深感自身处境的艰难。鉴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张学良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收回中东铁路的主权”。

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接到密报：第三国际在苏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秘密集会，所有中东路沿线各共产党行政管理干部均出席了会议。张学良立即致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派特警搜查了哈尔滨苏联总领事馆，搜出宣传共产主义的文件及书籍以及枪械、子弹等物品，逮捕了参加集会的39人，其中包括总领事库滋涅夫。

搜查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要求释放被捕人员，遭到张学良的拒绝。1929年7月10日，在蒋介石的怂恿下，张学良再次派兵，强行武力接管中东铁路全线，并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叶穆沙诺夫等59名苏方高级职员全部免职，驱逐出境，临时组成了中方管理机构。17日，苏联政府宣布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8月6日，苏联迅速成立了以加伦为总司令的特别远东集团军。

10月，苏联陆海空三军联合开始对东北军进行全面进攻，由中东路事件引发的中苏边境战争正式拉开序幕。此次战争，苏联投入了大约8万人的兵力，且配备了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先进的武器装备，而与之相比，东北军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装备上，以及战斗力等方面都与苏军相差太远，最终这场战争以东北军损兵折将而告终。中国被迫与苏联签订《伯利协定》，被解职苏方人员全部恢复职务，中东铁路继续由苏方掌管。

1933年热河抗战失败后，背负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引咎辞职，为寻求救国之路，开始了在欧洲长达8个月的游历。在欧洲的几个月里，张学良进行了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在旅欧的过程中，张学良曾多次想取道苏联，对其进行考察。无奈苏联方面却因为中东路事件，拒绝其入境。

张学良回国就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即开始注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研究，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读了许多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张学良为加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以及了解更多有关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任命曾为中共党员的潘冬舟、黎天才为“总部”秘书，每周为他讲关于苏联、共产国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此时的张学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强烈感召下，一心要抗日复土的他已逐渐被“联俄、联共”思想所感化。

1935年12月初，张学良在南京开完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只身前往上海，他在上海会见了李杜、马占山等著名的东北籍抗日将领。李杜、马占山等人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并将苏联愿意帮助中国抗日的意图转达给张学良。

1936年7月，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经国民党参谋部焦绩华处长的介绍，结识了苏联大使馆武官雷平中将。此后，张学良又通过焦绩华约请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于8月在上海法租界自己的家中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张学良提出了与苏联订立《中苏军事同盟》问题，张学良向鲍格莫洛夫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最终难免受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张学良为了取得苏联的谅解和援助，又于1936年9月派秘书栗又文到新疆，通过苏联教官安得列夫向斯大林提交了有关“东北军情况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形势”的全面报告。不久，张学良得到苏方的答复，同意帮助东北军在平凉建立一个兵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