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稿又说：“虽广西现有军务，惟该犯等既非军营获罪，又非强盗案件，断无援照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处决之理。况详核案情，该犯李云甫等身死门丁，藉案诈赃，应照蠹役诈赃科断。例内载明：蠹役恐吓索诈，计赃一百二十两者绞监候若吓诈致毙人命及拷打致死，应分别问拟斩绞立决。情节各有轻重，审拟自有等差。乃该督并未讯明该犯等人计赃数若干，仅含糊叙以吓诈得赃一语，其为得赃无几可知。……以索诈得赃之案，遽予以决不待时之诛，设遇案关诈赃毙命，该督又将如何惩办?”所谓“广西现有军务”，是指当时广西的会党分子和游勇正在起事，而清廷为了迅速安定秩序，对有军务的地方长官往往授其便宜行事之权。但奏稿指出，门丁并非在军营中犯罪，此案也不属强盗案件，便宜行事之权在此处是说不通的。奏稿又详引清朝律例，说明门丁索诈，即使金额达到一百二十两之多，也才给予“绞监候”，相当于今之死缓，尚未到“斩立决”的程度，只有若因敲诈闹出人命，才会加重处罚，判其死刑。而现在岑春煊叙门丁之罪，连其得赃多少都含糊其辞，却将其就地正法，违法之处堪称昭然若揭。

奏稿的结论是：“总之，断罪以律例为凭。……乃该督审办此案，并不具引律例，事后朦胧具奏，假除弊为由，以掩其敢于杀人之迹，任一人之喜怒，草菅人命，不复顾法律如何祖训如何。……若如该督办案，生杀皆可任意，变乱成法，悍然不顾，隐启外重内轻之渐。此风一开，设使各省群起仿效，无论案情轻重，皆得藉口严惩一二，率援此案，亲提正法，以张其杀戮之威。……将一年之中，冤狱不知凡几!”这段尖锐的措辞直指此案之要害：岑春煊任一人之喜怒，草菅人命，到底意在除弊还是为了个人立威?如果其他地方的总督巡抚们纷纷仿效岑氏所为，任意杀戮，岂不是要造成无数冤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