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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枭雄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疯狂一生 (2)

公元1898年,当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为此他们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由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到彻底失败,前后历约100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一系列新政建议,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这在京师官场上颇具影响,习惯于投机的袁世凯自然不甘寂寞。他很快在维新派组织的自强学会中表现得格外活跃,除自己解囊捐赠白银500两外,还到处为强学会募捐。官僚中认捐的也颇为踊跃,张之洞、刘坤一即为典型代表。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中,但思想却与维新派有本质区别。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利用这个腐败的社会爬到它的最顶层。因此洋务派全盛时,他侈谈洋务,维新派流行了,他又附合维新,而对维新派表面上的支持也不过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手段而已。

但是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顽固派对维新势力仇恨至极,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慈禧下令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使之掌握军政大权。京城一带也盛传十月份慈禧将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届时荣禄将废除光绪帝。天津阅兵的阴谋引起维新派极大的不安,他们赤手空拳,难以担当起保护光绪帝的重任。出于对袁世凯表面上的认识,康有为等向光绪举荐了袁世凯,并派谭嗣同前去“说袁勤王”。面对谭嗣同单刀直入的慷慨陈词,袁世凯假装满口答应,最后甚至说:“若皇上在仆(我)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谭嗣同走后,首鼠两端的袁世凯心下里却盘算开了,他意识到顽固派实力强大,维新派必遭失败。于是他不惜星夜进京向荣禄告密,光绪帝和维新志士遭到了出卖。紧接着慈禧太后大怒,发动了宫廷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的瀛台,维新志士也被朝廷悬赏追捕,康、梁逃走,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弟同时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之难。袁世凯的告密使其深受慈禧赏 识,从此慈禧视袁为心腹,格外提携。六君子的鲜血为袁世凯的仕途淌出了一条终南捷径。

公元1899年爆发于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反侵略的爱国运动,其影响震惊中外。由于袁世凯有小站新军作为后盾,加之其一惯的媚外政策,因而深得帝国列强赏识。各国使节极力要求清政府撤销原山东巡抚毓贤,并建议由袁世凯继任。同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山东巡抚。袁世凯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义和拳(义和团前身)实属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因此,他便把镇压义和团看作是解决祸乱的关键,而在处理地方民教问题上,他死抱住保护洋人、 剿灭团民的反动宗旨不放。由于义和团的原始刀矛抵挡不住袁军的洋枪、洋炮,不久,其首领王立言、朱士和、王玉振等数十人及一些团民惨遭杀戮。

1900年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直隶义和团发展迅猛,并且大批涌进京城,慈禧为防止“祸起肘腋”免遭灭亡的命运,开始利用义和团来抵制与之有一定矛盾的帝国主义。对此精明的袁世凯也毫不含糊,他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一方面,他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这样既可以减轻自己在山东的压力,又能表示对慈禧的衷心拥护。而对于留在山东的义和团他便趁机以“假义和团”“黑团”的名义加以诛戮;另一方面,袁世凯暗地里与各国大使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三天之内将各州、县洋人安全护送至各通商口岸,洋人对袁更是感恩颂德。

后来,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天津,西太后狼狈逃往太原,后转西安。袁世凯料定慈禧出逃匆忙,必然物资供应匮乏,于是派人送去银21万两,贡缎200匹以及许多食物,慈禧对袁的“忠心”自然更是深信不疑。出逃前,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向侵略者求和,后来转而剿杀义和团。自此,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剿办政策取得了合法地位,于是更毫无顾忌地逞起凶狂来。他颁令:“无论军民,凡练拳或赞成练拳者杀无赦”。并且指令各州县查抄义和团民的家产,变价作为对帝国列强或教民的赔款。袁世凯屠戮了数万名爱国者,保全了帝国主义利益,在清廷与洋人之间他如鱼得水、八面逢源,而李鸿章对袁世凯则尤其称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左者。”

1901年,李鸿章病死,死前李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于是,踏着人民的累累白骨,袁世凯迅速爬上了封建宝塔的最高层。1902 年,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参预政务大臣兼练兵大臣,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同 时这也为袁世凯扩充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袁世凯利用自己练兵大臣的身份购置西方先进装备,精心为自己训练了一支北洋常备军,这支军队很快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队,而作为北洋军头目的袁世凯自然更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

 一代枭雄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疯狂一生

03、东山再起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严重威胁。以载洋、铁良为代表的少壮派满族权贵千方百计企图夺回新政的领导权。这种敏感的满汉斗争,从1906年9月起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1906年9月袁世凯上书提出裁撤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立即反对,并另外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中“中央”。在这场较量中袁世凯大败,被迫交出兵权,自己也被调往京师担任军机大臣,生活在皇族的监视之下。

西太后和光绪帝于1980年11月份先后去世。垂危之际,慈禧安排由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载沣为光绪帝的弟弟,对袁世凯素来没有好感,对其出卖光绪的行径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很想为光绪报仇,杜绝后患,也免使自己大权旁落。为了除掉袁世凯,载沣私下征询了奕䜣、张之洞的意见。奕䜣极力反对,并说:“杀袁世凯不难,但如果他的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认为国家刚换了新主,也不宜于轻易诛杀大臣。优柔寡断的载沣迫于无奈,最终只好退而求其次。按照张之洞的意见,载沣颁布了一道上谕,硬是以袁世凯患有斗足疾”为由,将其打发回河南老家。上谕这样写道:“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若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遭到强行罢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在如此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离开京城,得以保住一颗头颅,其实也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清廷放虎归山,必然自贻后患。

逝者如斯,很快袁世凯便在老家度过了两个春秋。在这不平凡的两年里,中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救国救民对腐朽的清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1911年10月,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了武昌城,革命火焰如火如荼,迅速燃遍全国,清王朝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下,风雨飘摇。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对这种局面却很满意,他深信这必将给他带来转机,一线东山再起的曙光呈现在他眼前,令他振奋异常。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将军舰开进武汉长江水面监视革命党人。他们表面上严守“中立”,实则准备物色一个强有力的走狗来替代即将灭亡的清王朝,而袁世凯无疑成为最佳人选。为了使袁世凯早日出山,帝国主义列强大造“非袁不能收拾残局”的舆论。受袁世凯重贿的内阁总理大臣奕䜣以及与袁世凯兄弟相称的协理大臣徐世昌也趁机提议重新起用袁世凯。载沣本不喜欢袁世凯,但迫于帝国列强的压力和奕䜣等人的拆台,最终也不得不考虑运用袁世凯来镇压革命。载沣自己盘算:如果袁世凯镇压失败,则可趁机立罪将其杀掉;如果成功,则另找借口削夺其兵权,然后再设法杀之。但是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最初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务。然而狡诈的袁世凯给予载沣的回复却是滑稽的:载沣以足疾为由叫他在家养病,如今他又以足疾未愈为由不肯受命。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袁又说等足疾痊愈后定然出山。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正说明了袁世凯的勃勃野心,他显然是嫌湖广总督官小权轻,借机要挟载沣。果然袁世凯随后就通过徐世昌毫不保留地向载沣提出了自己出山的所谓六大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袁以陆、水军全权;六、给予充足军费。很显然,一、三、四条是向南方革命党人灌迷魂汤,企图证明他是同情革命的,以蒙蔽革命党人,诱使革命党妥协分子向他投降。而二、五、六条自然要把军政大权全部从清廷手中抢夺过来。刚开始,这些条件载沣无法接受,然而革命力量进一步的冲击又迫使他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载沣一改顽固态度和办事迟疑的作风,连续下谕,逐步满足了袁世凯所提出的条件。到此,目睹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清政府即将土崩瓦解的袁世凯终于再也不解“稳坐钓鱼台”了。10月30日,袁世凯开始南下视事。听到宫廷准备逃走热河的消息,他害怕失去可供玩弄的工具,急电阻止“北狩”,清廷也趁势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攫取内阁总理大臣后,手握清政府一切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反动势力的总头目,而摄政王载沣反而成为徒有虚名的愧偏。

 一代枭雄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疯狂一生

04、窃国大盗

面临清政府的腐朽溃败和革命力量的星火燎原,不同的政治集团常有不同的心态。而习惯于从乱世中发迹的袁世凯又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即以清政府为工具去压迫革命力昼,使尚不成熟的革命力拱屈服;另一方面又借革命力批去威胁清政府,从而获取全部权力。总之,他要最终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为此,袁世凯从出山开始便摆出一副同情革命的姿态,表示要以所谓的“文明手段”来对付革命党人,而他所谓的“文明手段”就是通过谈判“招抚民党”。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的老部下冯国璋率领北洋军连克汉口、汉阳之后,袁却并不命令他乘势急取武昌。对于“养敌自重”的道理,袁世凯自然深得要领。

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部分革命党领导人却缺乏将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反而为袁世凯所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眼睛,错误地将其视为可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袁世凯大为动心,但碍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他“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 竭力运作,已则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作成熟,遂尔实行”。

为收买革命党人,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刚从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袁世凯又指使长子袁克定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秉承袁世凯的旨意,袁世凯的得力心腹杨度伙同汪精卫等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杨度等人的这一举动无非就是企图制造一个“合法”机构,推举袁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 中国最高统治者地位,又不致蒙被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和平解决,必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为加紧攘夺民国总统的步伐,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同革命党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而实际他是携带着“国民会议”方案而来的。他秘密的任务就是取得革命党人推戴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 保证。所以他下车伊始,口风便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这些言谈完全道出了袁世凯议和的真正目的。

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骗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议和不成,亦可据北方各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袁世凯的另一心腹阮忠枢在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中说得很清楚:“嵩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多义,当在保待地方秩序,团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这时,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人 士,悉以土匪之名。进行血腥杀戮,以迫使革命党人就范。

正当袁世凯竭力推行两面派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以其崇高的革命威望,很快受到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拥护。12月27日,17省革命代表齐集南京,共同推选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即使是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家也为袁世凯虚伪的面纱所蒙蔽。为顾全此前革命党人与袁达成的默契,孙中山也向袁世凯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孙中山以名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于是加紧逼迫清帝退位。所谓“君臣大义”,此时在利欲熏心的袁世凯眼里已是不名一文

 一代枭雄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疯狂一生

袁世凯素来相信“前加之以金银,后驱之以兵刃”,即可令天下屈服。为成功实施逼宫计划,袁世凯先将退位优待条件秘密告奕䜣,并说:“用兵实在无把握,为清室及满人安全计,自以为退位为上策。”取得奕䜣同意后,袁又装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率领全体阁员上奏清廷,指出当前形势紧急,军事上日益陷入困境,所以希望皇太后召集皇族“速定大计”。无疑,袁世凯是希望皇族们主动提出“退位”,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免落“篡权”的骂名。然而事实并非袁世凯想象的那般简单。皇族们对袁的奏折极力反对,对其险恶用心更是予以揭露,所谓“项城必欲出诸众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指的就是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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