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间靖子(中文名“刘静贞”)出生在中国，二战后流落东北，隐瞒日本国籍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受尽折磨，后经周总理亲自批示加入中国国籍。55岁时，她第一次回到日本。这个给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当过翻译的高级知识分子，刚回日本时连饭都吃不饱，却一直为中日友好奔走呼吁，八旬高龄还多次回中国，资助中国的穷孩子。她说：“我把中国当成娘家，日本不是。为了中国孩子，我也要活下去。”
被苏联红军追赶的日本女孩
胜间靖子出生在大连的日本人居住区，邻居们以为她是中国人，或者顶多是个中日混血儿。她没有说破，认为这样能保护自己。
86岁的胜间靖子对过去的事记得很清楚：“我生母去世得早，继母对我很不好。我吃不饱，有一次她竟发狠用熨斗烫我。我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日本邻居们很同情我，说‘你最好赶快离开家，不然会被折磨死’。”
上世纪40年代，胜间靖子在大连一个日本小学当老师，只要回家就挨打、挨饿。当时她只有一条生路，就是当兵(日本当时规定小学教师不能转行，除非服兵役)，“我宁愿到前线去死了，也要摆脱继母的折磨。”
胜间靖子的父亲是日本的大富商，天皇的家人经常进出他经营的高档宾馆。父亲无法制止女儿的继母施虐，胜间靖子只好到哈尔滨的关东军陆军医院做护士。没工作多长时间大家就传说，跟苏联不打仗的条约(《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已经结束。关东军预感苏联马上要出兵，陆军医院于是从哈尔滨向大连转移。
撤离的那天早上，胜间靖子上车前发现病房里静悄悄的，就偷偷溜到病房，看到了一辈子难忘的惨像：那些重伤员，还有在战争中吓疯了的士兵们都被处死，“往血管里注射空气”，一排排躺在那里。
胜间靖子和同伴在火车上听到了天皇的投降诏书。苏联红军截断了日军的退路，火车停在长春走不了了。伤兵们抱头痛哭，各自奔逃，靖子无依无靠，一个日本护士有亲戚在长春，就拉她去寄住。有人劝她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日本人，街上到处是寻仇的中国人，还有一些抢掠奸淫的苏联士兵。
这个小护士的亲戚已经撤走，她突患胸膜炎发高烧，胜间靖子把她背到日本的慈十字医院，一个星期后病逝。靖子孤身一人，中国女医生绍淑荣收留了她。绍大夫曾留学日本，她所在医院的日本医生护士都跑了，剩下几个中国医生勉强支撑，“病人积了一大堆，没人治。”胜间靖子留下帮忙，兼给一家有钱人做保姆。
为了乱世求生，绍大夫给靖子起了一个很中国化的名字：刘静贞。有一天，刘静贞正在楼上晒尿布，忽然楼底下有人喊她快跑，几名苏联士兵远远走来，走楼梯已经来不及了，她抱着柱子滑下来，跳墙逃到别的院子里……
大家觉得刘静贞孤身一人太危险，就给她介绍对象。后来，一个有俄国血统的小伙子成了她的丈夫。
被俄国疯婆婆锁在木屋里
靖子的丈夫王德成的父亲是山东人，早年在中俄铁路干活，后来跑到莫斯科，遇到一个俄国孤女，两人结了婚，生下王德成。一家人回到东北，王德成学了点儿日语，进了长春满洲电影制片厂。
国民党要打进长春，刘静贞和丈夫跟着电影厂(抗日战争后，满洲电影制片厂被我党接收，改称东北电影制片厂，也就是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撤往黑龙江。
刘静贞的俄国婆婆在日本占领时期被日本警察打疯了，看谁都像小偷。到了哈尔滨，王德成到前线工作，婆婆把刘静贞锁在小木屋里，怕她席卷而逃。东北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侯波知道后，把刘静贞救了出来，动员她参加工作。于是她替电影厂留用的日本技师们当翻译。那年是1947年。
刘静贞已经把中国当成了家，“我觉得日本像外国一样，我对中国更熟悉。”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里，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于是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刘静贞成为正式党员。
当时东北的每个大战役都需要电影厂去拍摄、留存，电影厂极缺摄影师，刘静贞就尽心尽力在日本技师和中国学生中做翻译，想快点儿培养出新摄影师。电影厂刚培养出3个新摄影师，却在上前线时遭遇敌机扫射，一下牺牲了两位。
周总理救了“日本女间谍”
全国解放后，刘静贞到中国电影洗印厂工作，和丈夫来到北京。她有两个孩子，人们每天看到面目清秀的她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风风火火去上班。她这时已经成为电影技术工程师，先后担任股长、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要是没有特殊情况，这个日本女人会在中国平静地生活下去，然而文革来了。一直向组织隐瞒自己是日本人的刘静贞心怀愧疚，可她的坦白没有得到造反派的宽恕，她被视为“日本女间谍”，“里通外国”。丈夫王德成因此遭难，这个涉及3国血统的家庭一下堕入深渊。
刘静贞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强制改造。身高161厘米、体重43公斤的她，在4年多的繁重劳动中，成了一个健壮的劳动能手。
有一天，从前对她厉声厉色的人突然和善起来。审查结束，她被批准回北京。她这时才知道，田中角荣来北京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荣恳请周总理照料在中国的日本人，周总理答应了。
刘静贞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她的党籍也得以恢复。
领导不给她分配工作，她就搜集世界电影资料，办日语班，总之她想多做工作，多做对人有益的事。
1980年，她突然想去日本看一看。她虽然是“纯种”日本人，但50多年里竟然没去过日本，蛮荒唐的！
她联系上了妹妹，回到日本，这才知道，日本战败后，她的家人一直在中国漂泊，得到了中国百姓的救助，1947年才回到日本。
亲人劝她留在日本。这里毕竟是她的根，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亲切。她自己也在说服自己留下：“我觉得我应该留在日本做宣传，让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孩子了解中国。日本太不了解中国了。我要是这样走了，日本邻居会怎么说我？这个受中国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无情无义？”还差几个月就能在中国离休的刘静贞留在了日本。组织上后来给她办了离休手续。
给访问日本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
刘静贞留在日本，生活很艰难。“我到日本以后，有两年没买过米，都是到面包房拣人家扔的面包。”她干过许多苦活累活，供两个跟随她来日本的孩子读书。
后来，刘静贞进入读卖国际商学专门学院，创办中文班。这时，她的故事在日本传开，有些公司想请她做翻译、搜集中国电影情报，薪水很高，每月四五十万日元，比当中文教师的8万日元高多了，但她谢绝了，一是舍不得她的那些学生，二是觉得不能做对中国有损害的事。
白天她去教书，晚上去日中友好协会工作，还要照顾两个孩子，活得很累，但她觉得很有意义。后来，她开始做一件大事，为访日的中国领导人当翻译。
她刚开始为领导人当翻译时很紧张，“上台的时候腿直哆嗦。”她很在意别人对她的评价，生怕给中国丢脸。
这个工作使她先后接触了胡耀邦、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她协助日本政府接待了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青年访日友好之船等大批友好交流团。
有这个身份特殊的日本人——“中国离休老干部”当翻译，中日首脑会谈和民间往来多了几分亲切。
为了中国“娘家”的穷孩子
刘静贞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在组织日本学生资助中国的贫困学生。她不顾八旬高龄，每年数次来中国。她说，河北、山西、安徽、河南的女生最苦，她要多关心她们。从1995年开始，她每年给希望工程捐款四五万日元。
也就是那一年，她带中文班的第15级日本学生到中国实习，学生们发觉老师在捐助中国的穷学生，也行动起来，把自己的零用钱捐出，总共凑了几千元人民币。此后，给中国孩子捐款的行动从15级传到16级、17级，现在已经传到第24级了。这成了这个中文班的传统，每个学生每月捐出500日元……
日本学生的钱来之不易。“这些日本学生，每天早上两点起床打零工，靠这些钱生活、学习，挤出这点儿钱捐给中国的学生。”
刘静贞的学生千带子，在送报纸时被两条狗咬伤，两个月上不了学，她母亲哭着说，你干吗这样，咱们家有钱有地……千带子哭着回答：“我要走了，就少了一个人给中国孩子攒钱。”
刘静贞太累了，也老了，得了乳腺癌。大家劝她赶紧住院治疗，她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于是不顾亲友劝阻，匆匆跑到中国，亲手捐出了学生和她存下的11万元人民币，这才放心回到日本去检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了腹部，“肠子都黑了”。
被送进手术室时，刘静贞哭了。她觉得她做得还不够，还有许多人需要她帮助。手术后，病情有了好转，刘静贞对日本学生说：“为了中国孩子，为了你们，我也要活下去。”
有记者问刘静贞：整天忙忙碌碌的，你的幸福是什么？
“我当时就流下了眼泪。我的幸福在哪里？我的力量从哪里来？我分析来分析去，觉得还是在中国受的教育，是共产党给我力量。回日本后，我参加过一次日本创价学会的学习，他们的口号是‘为创价学会服务’，我对他们说，还是中国共产党大气，我们不这样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
刘静贞在“娘家”学到的这句话，影响了她一辈子。(撰稿沙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