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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忆中印战争:中央宣布停火 有的战士想不通(2)

老兵忆中印战争:中央宣布停火 有的战士想不通(2)
2020-03-18 11:11:08 中华文史

7天5夜强行军250公里跨越5座山

中国军队收复达旺后,中国政府建议和平谈判解决边境问题,而印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大举增兵,沿达旺至邦迪拉仅有的一条简易公路,在西山口、德让宗和邦迪拉呈一字长蛇阵分段布防。刘伯承提出“打头、切尾、斩腰、击背、剖腹”的战术,将印军分割成数段歼灭。为阻止印军向南溃逃,插入敌后切断邦迪拉和德让宗之间的公路进行围歼是成败关键。克节朗战役11师主力没有参加,全师求战心切,经历过红军长征的师长余致泉主动请缨承担迂回任务。

在当地藏民的指点下,11师选择了一条由北向南直插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的小道——贝利小道。1913年,英国情报军官贝利上尉,为划定“麦克马洪线”,伪装成探险家勘察地形时发现了这条路。

11月10日傍晚,11师以33团为前卫出发。没有空投,没有车辆,武器物资全靠人背马驮。每个战士身上有干粮熟粮、枪、子弹、TNT炸药块、炮弹等等,人均负重60斤以上,机炮分队人均负重80斤。章其坤身上除了武器装备还有一个藏式风箱,用来生火,他咬牙告诉自己,绝不能掉队,否则影响全班做饭。

这是一条行军难度不亚于红军长征的崎岖路,有些地段只能单人攀着岩缝勉力通过。“马不会走山路,出发没多久,不是摔向万丈深渊,就是被炮弹压垮累死。”李兴亚所在的11师师部警装连一晚上就摔死9匹马。“损失一头牲口,炮身、炮架、炮弹都得人来背。”

藏民的支援令将士十分感动。李兴亚回忆道:“我们警装连押运的物资由一支一千多人的藏族支前民工队负责,多亏西藏老百姓,他们一人能背一两百斤,负担比我们重多了,自己又累又饿,也坚决不肯吃背上的粮食。”

“开始老百姓对我们也没信心,娃娃兵能打败印度人吗?一看我们抓了那么多俘虏,对解放军可崇拜了,说我们大老远跑到西藏不容易,总是要求把战士身上的粮给他们背,还想帮我们背枪呢。那当然不能给。”

行军至卡拉,尽管是11月,正午气温如同盛夏。“‘麦克马洪线’划得真绝,南边全是四季如春的好地方。”老兵们忿忿不平地说。出发时,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战士还穿着棉衣,睡觉盖皮大衣,两人头朝相反方向躺着,互相抱着脚。“还管什么臭不臭的,冻得啊!”急行军几昼夜,棉衣外面的布都刮烂了,露出棉花,上面挂满树枝树叶,“一个个都像绵羊似的。那么热的天,也不能把棉衣扔了,没别的衣服穿。裤子也早就破了,屁股都要露出来了,后来部队指示,可以穿缴获的印度兵裤子穿,或者用印度衬衫包住屁股。”

烈日暴晒下,嗓子渴得冒烟,偏偏整整12小时,一点水找不到。“我们在山脊上行军,听见两边山谷里水声哗哗地响,但就是够不着,还大量出汗。”终于发现树林中几个马蹄踩出的坑里面有水。“能是什么水啊,估计就是马尿,大家还互相谦让呢,最后我真的喝了几口坑里的马尿。”李兴亚说。

“渴,饿,困,你说哪个好受?”庹文汉问。“哪个都不好受。但是我感觉,困是最难受的。”强行军途中只能稍作休息,不可能睡完整觉。

“连走路都能睡着,闭着眼杵着棍子往前走。”杨战勇说,“有天早上,我一看包里两块炸药和吃饭的胶木碗都碎了,这一宿行军,迷迷糊糊摔了多少跟头,我根本就不知道。”

活捉印军俘虏

活捉印军俘虏

霍文武所在的82炮连,有名战友实在太困,“刚打几分钟盹,一听说出发,起来就走,把身上背的6发82炮弹忘了。走出很远才发现,立刻返回去找,过了一天才追上大部队,在敌占区这是很危险的。”

“当人在那种极限状态下,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掉队,掉队被印度兵发现就是死。根本想不到‘为了祖国’、‘为了事业’这些崇高的目标,也许别人想到了,但我没有。”回忆当时的心态,程志明坦诚地说。

11月16日,32团抵达德让宗南侧切断了通往邦迪拉的公路,而33团和31团2营继续前进,直逼邦迪拉,11月17日23时提前1小时到达指定位置,完成围歼印军48旅的战斗部署。至此,11师历经7天5夜,连续强行军250公里,翻越4000至5000米高山5座,跨峻岭7个,过桥19座,修桥13座,架桥1座,涉冰河1条,深入敌后180公里。

印方也曾担心中国军队会从这里迂回,但并没有给予重视,只派小股部队阻击,他们认为,当年贝利一行仅有三五人,已是九死一生,大队人马插翅难越,完全没想到插入贝利小道的是11师整整两个团。切断公路后,不明真相的印军甚至还在往邦迪拉空投食物,此时11师背的粮食已在迂回途中吃完,全靠印军直升机“给养”。章其坤印象最深的是蟒油罐头,热沸后浇在米饭上拌盐,虽然没有菜,在战时也是难忘的美味佳肴。

印军不是豆腐渣

11师摧营拔寨扫清障碍,庹文汉、程志明所在的419部队也踏上贝利小道,与11师、55师密切配合,围攻“西山口”,全歼印军3个旅,击毙准将旅长豪尔·辛格。西山口海拔高度为4300米,印军认为雄踞天险,可以坚守6个月。这是五个战场中最艰苦的战场,担任主攻的55师从兰州军区到达战区就投入战斗,有一名“滚雷英雄”用自己身体为战友开路。130师师长说过,印军不是豆腐渣,他们是有很强的战斗力的。

11师在邦迪拉战场全歼了印军第48旅。这也是没有武器优势的战场,三营营长李少白牺牲,三个步兵连连级指挥员负伤超过50%,可见战斗激烈程度。在三营的13个学生兵3人负伤。

11月20日中午,在进攻时,章其坤所在的11师8连紧随7连突击队,沿山梁下的骡马道前进,突然遭到印军加农炮的轰击。“我们在通过这第一道封锁线时就见到已经有十多名战士倒在地上,老班长大喊一声‘不要停!后面有卫生员!”下了小路转入原始森林向山顶前进时,又遭到印军迫击炮构成的第二道封锁线的拦截,再往上是印军居高临下的阻击:机枪连续扫射和轻机枪点射。“在丛林中前进不久,各班和战斗小组就出现了编制失散的问题,但枪声就是命令,大家就近组合各自为战努力向上冲击。在接近主峰时机炮连赶到,82炮弹猛烈地砸向敌人工事,两个连队顺势冲上主峰,基本全歼印军第一锡克轻步兵营。”

印军战俘与我管理人员联欢

印军战俘与我管理人员联欢

搜山“捡”俘虏

印军应敌有个特点,一受到攻击就迅速四散而逃,钻进深山密林,伺机袭扰,因此解放军一个重要任务是“搜山”。搜山时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一名四川学生兵“狭路相逢勇者胜”的经历,在新兵中堪称传奇。他正在密林中搜寻,突然一个印度兵从树后窜出来,两人刺刀“啪”地一下对上了。双方都瞪大眼珠盯着对方,架着刺刀转圈,谁也不敢有一丝松懈,谁也不敢先出刀。老兵们绘声绘色讲起这个同龄人的故事:“四川这小子挺有文化,可能电影小说看得多,僵持间冷不丁一声大喝,抓起帽子就往印度兵脸上摔,印度兵躲闪的刹那,四川兵一个箭步上去就把刺刀插进去了,正好插在肋骨间,怎么也拔不出来。56式步枪是宽刺刀,血槽浅,按理说扎进去以后拧一下就能拔出来。可是他是新兵第一次拼刺刀啊,害怕啊,一个劲儿地往后拽刺刀,印度兵双手握着插进身体的刺刀被拖着走,啊啊啊地叫。这四川兵大喊:‘班长班长!我刺刀拔不出来了!’班长是老兵,跑过来把刺刀一拧一拔,拿脚一踹,印度兵这才倒地死亡。就这一下拼刺刀,让四川学生兵得了二等功。”

“印度兵逃到山上以后,头两天还抵抗,对我们开枪;第三天就眯着了,你不发现他他不打你;等到了第四、五天,他们饿得不行,自己就会下山。”一天晚上,庹文汉和战友正在聊天,见五个印度兵过来投降。“这五个印度兵被我们追了好几天,他们一点火做饭,我们循着烟就追过去。用印度语喊了两句话让他们举着手过来,一搜身,掏出的全是从老百姓地里掰的干玉米,他们不敢点火没法吃啊,饿的不行了只好出来。”

在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大批印军因为忍不住寒冷和饥饿投降,甚至有印度兵饿急了冲到解放军的炉灶下手抓米饭,有人发现中方对待俘虏不错,回山上叫战友一起下来。公路边到处是饥寒交迫的印度兵,连同他们抛弃的坦克、汽车、枪炮、各种装备,坐以待“俘”。

李兴亚所在的11师,在迂回敌后的道路上人困马乏,看到奄奄一息的印度兵,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又不能不“捡”。有一次李兴亚和班长一起架着一个印度俘虏赶路,“那个俘虏一米八的大个儿,腿冻伤了走不了,我个子矮,他整个身体重量全压在我身上。当时我们已经急行军几昼夜,粮食和水严重短缺,还得供给俘虏吃喝。我又困又渴又冷,自己身体已经到极限,怎么也想不通,我是来打仗的,还得背着他!我实在受不了了,跟班长说:‘班长你摔一跤转过去,我把他捅死算了!背他干什么!’班长说:‘你别有这个想法,咱们连长指导员都是国民党俘虏过来的,对俘虏待遇要求极严,谁杀俘虏拿脑袋换!’没办法还得背。”谈起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李兴亚和战友们开怀大笑。

战场上没时间考虑怕不怕

1962年11月21日,中国军队逼近传统习惯边界线。就在这时,中央宣布停火。李兴亚说:“战士都想不通啊,正在兴头上不让打了,有的战士都哭了。”

从12月初开始,中国军队主动后撤,直到1963年3月撤回到1959年11月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内。撤退时将重伤病战俘交给印度红十字会,并将缴获的装备武器维修擦拭后归还印方。章其坤记得,离开传统习惯线的鹰巢山口那天,“排长带领全排战士向祖国的大好河山郑重地敬礼,我们向祖国的领空和领土宣誓,我们一定会重回这里,树立界碑建立永久性哨所保卫她不再受外敌的侵略!”50年后,在回忆文章中,章其坤写道:“一生的等待没有重回藏南,再战印顽,成为终身的遗憾!”

▲1962年11月,我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遵照我国政府指示,把在反击战中缴获的印度侵略军的大批武器,擦拭一新,准备交还给印方

1963年春节前夕,11师和419部队陆续回到营地。大年夜,在珠峰脚下洁净的喇嘛庙里,刚刚走过贝利小道的章其坤和战友们躺在缴获的印制毛毯上,盖着皮大衣,感觉就像躺在席梦思、沙发床一样。

从1962年10月18日登上运兵车开往前线,到1963年1月24日农历春节回到营地,将近100天。“战场上100天,对于我们这100个人,是难得的锻炼。”庹文汉说:“你要问怕不怕?当时没考虑怕不怕。在战场上你越怕死,越死得快,因为你一怕动作就迟缓。下了战场才开始后怕。要是有人说:‘班长,咱把那罐头打开吧,说不定明天谁就吃不上了’。凡是说类似这种话的人,不是牺牲就是负伤。他肯定在心里把‘死’想得太多。”

程志明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我们吃了从前想象不到的苦,如果不去参军,就和同学们一起考大学了。现在我已经将近70岁,回头看看,当时确实后悔一阵子,但如果没去西藏,我会后悔一辈子。”程志明永远记得在贝利小道翻山越岭的感觉,“远远看着前面一个山头,以为翻过山就好了,爬一夜翻过去,又是一座山。从那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觉得没有过不去的难关。我们这些战友常说的话是:大家都是提着脑袋过来的,还怕什么?”

(责任编辑:费琪 CN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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