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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回鹘文”的背后,是蒙古国靠拢西方的挫败感

回归“回鹘文”的背后,是蒙古国靠拢西方的挫败感
2020-03-23 09:22:32 观察者网

近日,一则有关蒙古国将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的新闻颇受关注,据新华社3月18日报道,蒙古国政府18日正式通过《蒙古文字国家大纲》,决定从2025年起全面恢复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即俗称的传统蒙古文或老蒙文。

由传统回鹘式蒙古文(左)、西里尔蒙古文(右上)以及拉丁式蒙古文(右下)书写的“蒙古”

其实这并非是蒙古国近年来首次在变革语言文字上的行动,早在1990年,蒙古民主改革后的首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在其上任后曾发布第一号总统令,就是计划在1994年放弃西里尔文字,全民改用传统蒙文;2003年,蒙古政府又出台《拉丁字母国家计划》草案,再次表明决心废弃已经使用半个多世纪之久的西里尔蒙古文,但转而采用的却是拉丁化的蒙古文;2008年,蒙古国政府颁布了“2008~2015年蒙古文字国家计划Ⅱ”,则要求科教文艺界扩大传统蒙古文的使用;2010年,蒙古前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也下达了关于恢复扩大使用传统蒙古文的命令,要求政府高层的公文和信函必须使用传统蒙古文,蒙古公民的各类证件也必须在使用西里尔蒙古文的同时注明传统蒙古文;2014年,蒙古议会更是下令至2020年正式废止西里尔蒙古文等等。

蒙古国在废除西里尔蒙古文上可谓立场坚定,决心十足,不过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改换语言的进程中,传统蒙古文也存在着强力的竞争对手——拉丁蒙古文。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在左右蒙古国的立场?而其近代以来一波三折的文字改换历程,又能在背后反映出哪些深层次的潜流呢?这就要从蒙古国采用现行文字的历史源流说起。

蒙古国的官方文字曾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过程,传统的回鹘式蒙古文(后文均以老蒙文代称)据传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前后最初创立。元明易代后,蒙古高原的蒙古族群分裂为瓦剌、鞑靼以及兀良哈三部。1578年,三部中最强大的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了树立在蒙古世界的权威,着手重建蒙藏之间的政治和宗教关系,此后藏文开始对蒙古文产生影响,逐渐形成了今日老蒙古文的雏形。

此后无论是长城沿线的漠南蒙古(大致在今内蒙古活动),还是继续占据蒙古高原的漠北蒙古(大致在今蒙古国活动),都使用老蒙文进行书写。

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明,内外蒙古之间的差异并非完全由近代以来的政治因素决定,而是一个较为长久的历史问题。1635年,后金汗皇太极西征打败漠南科尔沁部的林丹汗,此后漠南便臣服后金,直接成为其版图的一部分;1691年,清康熙帝利用调解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的契机,在多伦主持会盟并借此成为蒙古诸部的共主大汗,漠北蒙古从此“内属”清朝。因此二者在地位上有所区别,内蒙六盟由清政府直接管理,相当于清王朝的一个行省,而外蒙各部则由相当于“外交部”的理藩院和当地的世袭札萨克管理,比前者更具独立性,内外蒙古之间的割裂也由此逐渐产生。

16世纪下半叶以后,沙皇俄国势力进入西伯利亚,开始与蒙古产生接触。19世纪后期,伴随着清王朝的衰落和俄国新建成的西伯利亚铁路,沙俄开始向清王朝要求外蒙的“特殊权益”。此时的外蒙王公们也希望能够借助沙俄吸收先进的西方文明,摆脱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由此,俄国极力推进和蒙古各部的交流,并受到了各部统治者的欢迎。面对这样的局势,清政府虽然推行了一系列增强外蒙与中央联系的措施,但由于罔顾蒙汉差异而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

二战后蒙古国中的军事学院里面的岗哨,右边是斯大林,左边是乔巴山

清朝覆灭后,随着作为“共主”的清朝皇帝不复存在,外蒙王公开始酝酿独立。1911年末,外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活佛在沙俄的支持下,宣布外蒙古独立,僭称“大蒙古国皇帝”,取年号“共戴”。随后联合俄军驱逐清朝驻军及行政人员。次年,沙俄与日本签订了第三次《日俄密约》,双方划分了各自在满蒙的势力范围,俄国势力彻底取得了外蒙的主导权。

不过,这一时期的沙俄只醉心于在蒙古掠夺金钱和资源,对在语言文化上同化蒙古毫无兴趣。同时,由于民国政府依然在积极筹划“收回外蒙”。沙俄自然也不会担心外蒙的王公贵族们离心离德。

然而,“十月革命”的爆发却吹响了蒙古文字改革的前奏曲,红军在俄国的胜利改变了外蒙的原有政治格局。1921年,蒙古人民党成立,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夺取了政权,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完成了所谓的“蒙古人民革命”。1924年活佛去世,蒙古人民党中央通过决议废除君主立宪制,实行共和政体,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开始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建设国家。

“十月革命”后,列宁本人曾在苏联主导了被他称为“东方伟大的革命”的文字拉丁化运动,力图对其境内的各民族进行文字拉丁化改革。从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开始逐步制定少数民族新文字体系的工作,为那些没有文字的或虽有文字但其文字是建立在阿拉伯字母基础上的民族创制新的文字体系。例如阿塞拜疆和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都在此期间接受了文字改革,其中对蒙古最具有借鉴意义的便是对苏联境内布里亚特蒙古人进行的文字改革运动,苏联也自然希望能够将其推行至蒙古国。

另外,这一时期不仅仅是苏联,全世界各个国家也都或主动或被动地展开了文字拉丁化的运动,例如我国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鲁迅和刘半农都先后倡导过汉字的拉丁化改造;中南半岛诸国也在法国殖民者的主导下废除汉字和喃字,改用拉丁字母等等。当然,传统的蒙文也固然具有一定的缺陷性,在表音上难以同俄语或其它西方语言转换,也是蒙古领导人决定改革文字的一个因素。总而言之,1931年,蒙古成立了蒙古文拉丁化改革委员会,并在同年做出了“关于使用拉丁文字书写公文”的决定,宣布废除传统蒙古文字,改用拉丁字母书写蒙古语。

不过拉丁化的进程并不顺利,列宁死后,与其风格迥异的斯大林成为了苏联领导人,就对待“革命伙伴国家”的态度来说,相较于“社会主义”,斯大林本人显然更倾向于“斯拉夫主义”,用所谓的“共同革命理想“来控制人心,显然不如用“共同的文化”来的有效。1935年,苏联掀起了“泛斯拉夫化运动”,蒙古则首当其冲,沦为苏联的试验场。

政治上,苏联人以“肃反”为由,大肆屠杀反苏的蒙古高层领导、蒙古王公和黄教喇嘛,余下者或被迫还俗,或被迫同俄罗斯族人“和亲”;经济上,苏联人完全控制了蒙古的经济,并将其纳入苏联的国家计划中,阻止蒙古的工业化进程;文化上,苏联人在取缔宗教的基础上,还进一步禁止了长久存在的成吉思汗崇拜。传统蒙文也被改为以俄语西里尔字母拼写的新蒙文,1941年,蒙古人民党和蒙古政府通过“关于确定蒙古新文字”的决议,正式废除了拉丁化蒙古文,并宣布国家很快将过渡到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新文字。

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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