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政治迫害牺牲者纪念馆”。其原址为蒙古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第九位总理根登的旧宅，1993年被改造成纪念馆。根登本人曾强烈反对苏联在蒙古境内的“肃反”运动，据说他曾在蒙古驻苏大使馆的招待会上痛骂斯大林“你这个血腥的格鲁吉亚人，你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红色沙皇！”，并夺过斯大林的标志性烟斗摔碎在地。1937年，根登被遣送至苏联，以“日本间谍”的名义枪决。

如果说蒙古国对于其文字拉丁化的尝试，仍旧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本国的自主性的伸张以及同国际接轨的愿望的话，那么其将文字改为西里尔字母的行动便可以说是完全迫于苏联压力的被动行为。这种文字改革并非基于蒙古人民的普遍意志，昭然若揭地反映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文化霸权。当然，面对苏联的全方位控制，蒙古国人民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理论上作为人民意志代言人的蒙古国高层们，则早已完全沦为苏联人的统治工具和发言人，自然唯莫斯科马首是瞻。这一时刻的蒙古人民或许意识到，在彻底消除了来自南方强邻的威胁后，这个来自北方的老大哥，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新的桎梏，1946年，蒙古国开始全面使用这种字母，直至今日。

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崩溃解体，停滞的时间再次开始转动，俄罗斯国力一落千丈，再也没国家能够像苏联一样重新控制蒙古。1990年，蒙古人民革命党通过新党章，将指导思想由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转为社会民主主义，允许多党制；1992年初，蒙古通过新《宪法》，规定改国名为“蒙古国”，实行议会制、禁止外国驻军和通行权、承认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切形式、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至此，蒙古拉开了“去苏联化”的大幕。

在民族主义浪潮和西方自由思想的联和冲击下，获得新生的蒙古国“去苏联化”运动主要在政治和文化两条轨道上并驾齐驱，而两种不同的渠道也恰恰引出了蒙古文字改革的两条道路。

所谓政治层面的运动，主要体现在蒙古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上。冷战时期，蒙古作为苏联的“属国”，在外交上奉行的是极端的一边倒政策，尤其是在中苏交恶后，蒙古也同中国断绝大多数往来，充当苏联对华军事威慑的桥头堡和义务兵。不过在苏联解体后，在社会主义铜墙铁壁包围中的蒙古终于得以呼吸到新世界的空气，以自己的意志同他国建立外交关系，加之俄罗斯的大幅衰落，重新衡量两个邻国的外交地位成为其迫在眉睫的工作。

蒙古国家大呼拉尔在1994年通过了名为《蒙古国对外政策构想》的决议，宣布蒙古奉行“开放、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其在中俄两国之间的平衡。2011年，蒙古国又通过了新的《对外政策构想》，宣布其奉行“爱好和平、开放、独立、多支点的外交政策”，同时，还明确其对外政策首要任务是发展同中俄两大邻国友好关系的同时，还引入了全新的概念——“第三邻国政策”。

何谓“第三邻国政策”，众所周知，蒙古的邻国只有中俄两国，而中俄两国在蒙古的近代历史中则分别扮演者征服者和统治者角色，因此即便蒙古宣誓永久中立，也不免不了两位强邻的窥伺和觊觎。因此，在外部世界寻找其它大国或国际组织作为“第三邻国”，以战略动态的平衡来钳制中俄，从而维系蒙古国的国家安全与民族独立。可想而知，在蒙古计划的“第三邻国”中，美国、欧盟以及北约便是其最主要的外交对象。当然，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蒙古的召唤也绝非无关痛痒，任何人都知道，这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下埋藏着的，却是货真价值，足以令任何国家垂涎的矿藏和油气。

蒙古民主改革后便积极向美国递出橄榄枝，1996年，双方便签订了《蒙美军事领域交流与互访协定》和《蒙美安全保障合作协定》，互相赋予对方军事通行权。双方最高领导人也在2004-2005年实现了互访。2011年，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访美时刻意强调“将美国视作是我们（蒙古）首选的‘第三邻国’”。面对蒙古的投怀，美国领导人也投桃报李，多次对外宣称蒙古为“亚洲各国实行民主的楷模”或“亚洲最西化的国家”。

2009年6月18日，蒙古国当选总统查希亚·额勒贝格道尔吉（中）在首都乌兰巴托国家宫宣誓就职。（图片来源：新华/路透）

除了美国以外，欧洲也是蒙古国开展外交的主战场。1989年，蒙古便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2003年以来，蒙古先后派遣1300名士兵参加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2010年，蒙古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首次参加北约峰会；2012年，蒙古国正式与北约签署合作伙伴协议作，同年，蒙古还正式加入欧安组织，成为该组织第57个成员国。

出兵伊拉克的蒙古军队，在旭烈兀告别美索不达米亚八百年以后，蒙古人再次回到了这里。

可见，如果谁说蒙古国坚定奉行“永久中立”的原则，恐怕自己都无法说服自己。蒙古自颜色革命以来，其外交基本盘就是在中俄两国间一碗水端平的前提下，竭尽全力迎合西方世界和西方价值观，而蒙古文字的拉丁化改革，也正式基于这个大背景之下的。就如蒙古著名作家图德布，曾经在《蒙古—拉丁·拉丁—蒙古简明字典》的序言中写道：“拉丁语是欧洲文明之父，掌握了拉丁字母，就等于打开了与世界沟通的大门。”

说完了政治层面的“去苏联化”运动，我们再来谈谈文化层面上的改革。苏联“统治”蒙古时期，为了牢牢控制人心，为日后可能的兼并做准备，对蒙古的本土民族文化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完全按照斯拉夫式的生活方式改造蒙古社会。蒙古人吃的是西餐，穿的是西服，说的是“俄语”，过的是西方的节日，而传统的宗教、节日、习俗和偶像崇拜，当然还有传统老蒙文，统统成为禁忌。

苏联解体后，政治上的独立伴随着思想的觉醒，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蒙古，被扼杀了60余年的传统文化开始逐渐被重新搬到了台前。最重要的是蒙古传统历法新年——白月节，在70年后得以重新进入蒙古人民的生活中。蒙古长久以来的佛教信仰也回归人们的内心世界中，1990年5月，蒙古信徒联合会成立，这是宗教组织在蒙古恢复活动的标志事件。

曾有一项有趣的统计显示，20世纪70—80年代，蒙古曾进行了全国第一次国民信仰状况普查，结果显示80%—85%的受访者无宗教信仰；不过就在1994年进行的全国第二次国民信仰状况普查中，宣称有宗教信仰者竟一跃达到了73%，足以见其宗教复兴程度之大。还有就是政府批准开始修复蒙古国境内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额尔德尼召，额尔德尼召坐落于旧蒙古帝国的中心哈拉和林，是少数未被苏联和极左势力彻底破坏的寺庙之一（原因大概是保留以供苏联学者进行历史研究），在蒙古乃至整个藏传佛教世界中占有着极高的地位。

另外一项重要的工作便是恢复过去被苏联禁止的成吉思汗崇拜。随着境内的列宁和斯大林的雕像被纷纷拆除，一尊尊成吉思汗的雕像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树立。以成吉思汗来命名的地址也纷纷涌现。例如蒙古首都乌兰巴托的中心，“苏赫巴托尔广场”在2013年被改名为“成吉思汗广场”，国家宫（大呼拉尔所在地）前的苏赫巴托尔墓和乔巴山墓也均被拆除，替代者则是重新竖起的成吉思汗雕像雕像上的文字均为老蒙文。

位于乌兰巴托市郊巨大的成吉思汗骑马雕像也于2008年建成，至今仍旧是世界上最高的成吉思汗骑马像，也是赴蒙古旅行者的标志性目的地。

成吉思汗骑马像，充当雕像基座的则是一个小型展览馆，其建筑由36跟圆柱支撑着，寓意蒙古36个部落汗王。成吉思汗雕像则由250吨钢铁铸成，游客在参观展览馆的同时还可以进入雕像内部，登上马头顶上的观光平台，放眼一望无际的草原。

在摆脱奴役，追求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恢复传统文化是蒙古国近30年不懈努力的目标，而语言文字作为承载文化的载体，势必成为整个民族主义改革浪潮中的重中之重。老蒙文作为蒙古民族的历史创造，不仅在保留传承蒙古民族文化上有着现实作用，在重塑发扬蒙古的草原民族精神上也占有着特殊的地位。

综上可见，蒙古自近代百余年以来，其官方书写文字经历了从老蒙文-拉丁式蒙文-西里尔蒙文的嬗变，而在苏联解体后，多次宣布摒弃西里尔蒙文的同时，在新文字的采选上，也经历且正在经历着拉丁式蒙文和老蒙文的反复拉锯，其背后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历史因素的操纵和影响，同时也是当下蒙古国的国家战略抉择和大国和超级大国之间的相互角力。

2019年9月3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蒙古国。身着传统服饰的仪仗队，和人民蒙古时期的苏式军装有较大差别（新华社）

正如本文开篇列举的今年一些列新闻来看，在老蒙文回归之路上，仍然盘踞着两只拦路虎，其一就是代表着“向往西方之心”的拉丁式蒙文，另一个当然就是语言的惯性，传承几代人的西里尔蒙文注定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失殆尽，至于刚刚出台的政策能否保持一个长久的时效性，或许我们还要持一个保守的观望态度。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随着苏联-俄国势力在蒙古的彻底失势后，在政治和文化双重“去苏联化”浪潮中，最终废除官方使用了近70年的俄式西里尔蒙文注定势在必行，在可见的未来，西里尔蒙文退出历史的舞台也是盖棺定论之事。

如果说拉丁式蒙文代表着蒙古希望摆脱地缘政治的束缚，融入西方世界的心态，那么老蒙文则代表着蒙古希望回归民族，回归传统，同历史“和解”的心态，两种心态的相互激荡也侧面反映着蒙古在国际局势现状中的希冀和妥协。诚然，蒙古今年以来的外交活动带有明显亲西方特性，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究竟能否真正做到“第三邻国”，还有待观察。存在于中俄夹缝中的蒙古，有这么一句谚语，大意是“中俄两个邻居是老天给的，想搬也搬不走”，也体现了蒙古人对于中俄的态度。

蒙古的大宗商品想要运送出国，都必须途径中俄两国的港口城市，而中国也早已接棒俄罗斯，连续多年成为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家；而大陆彼端和大洋彼岸的西方国家，面对中俄两国的军事实力，想随心所欲地展开越顶外交也并非易事，和蒙古互送秋波多年的美国，也仅在去年才将蒙古升格为其战略伙伴关系。在这种情势下，暂时放弃“自由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或许也是一条不错的前路。

可以看出，90年代以来的蒙古面临着恢复传统和与西方接轨的双重“任务”，这两个任务看似矛盾，但却都服务于“告别过去，面向未来”的最高目的。而与之伴随的蒙古文传统化还是拉丁化的争论则反映出了文字在两个任务之间的摇摆。这不仅是民族主义在蒙古进一步复兴的表现，也能够看出蒙古在经历过90年代的快速西化，领略过21世纪以来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之后对于自身前途与未来的新一轮思考。而老蒙文和拉丁式蒙文，以及其背后囊括的民族情感、国家战略和国际大势，究竟哪一方能够赢得这场漫长的文字竞赛，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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