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

早前，前立法会主席曾钰成在文章中提出：“在香港的政治环境里，没有人可以既爱国、又爱民主”。无独有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亦指出：“你的爱国，我的民主，成为香港政治生态中油水难融的持久裂痕。”

在香港，你几乎找不到有任何政治人物会同时高举“爱国”与“民主”，有的也是极少数，而且早已被边缘化。在香港，“爱国”与“民主”就像在天秤的两端，仿佛你爱国，就跟民主作对；你爱民主，就跟国家作对。

然而，“爱国”及“民主”，两个价值本身绝不违背。党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同时包含了“爱国”及“民主”。五四运动也是爱国民主运动。即使在西方，“爱国”及“民主”的关系都是互不排斥的，但为何在香港，两者就看似变得水火不容？

港人独特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曾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按我的理解，当我们谈及“爱国”时，必须同时考虑背后具体的历史条件。

早于198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就提出“文化中国”，用以于“政治中国”区分。按照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的说法，就是将中国分成文化历史传统的Country和法律及政治制度的State。

在香港，笔者最常听到的指责就是：“爱国？‘独裁’国家你也爱？”可见，对“爱国”的批评，都是针对着法律及政治制度的State。

在香港，“爱国”有很多层次，可以分成很多种。总括而言，同时爱“文化中国”及“政治中国”，占港人的极少数；

爱“文化中国”但不爱“政治中国”，可能超过半数，这从几次选举的结果也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