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6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短短五十余日，先父日记便有十余处议及当时日本国民生活状况及精神面貌。他敏感地注意到，日本国民已经从盟军占领所带来的惶悚、惊恐中解脱出来，举手投足皆镇定自若，且能够自觉地掩饰怨愤和屈辱，奋力恢复经济建设，整个社会的秩序日趋稳定。即使面对着美国占领军为庆祝“

陆军

节”而在闹市举行的火药味十足的武装游行，面对着飘扬的星条旗和隆隆碾过的重型装甲车，东京市民也并未表现出任何激动与不安。

表面上绝无仇视或轻视的表现。或许他们是正在“自哀不暇”，或许他们正在“卧薪尝胆”。盟国的朋友应该当心着。（1946年4月22日星期一）

无论叫他们（日本侍者——笔者注）做什么，总是低声下气，惟命是从，而且总是笑容可掬，鞠躬而退。但是他们内心里是怎样想法，对战败的感想如何，对中国人的真正观念又如何，这些笑容后面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法子知道。（1946年3月21日星期四）

日本的女侍真是温卑恭顺，总是笑容满面，鞠躬如也，尤其是对盟国朋友。这不知是日本女子的根性，还是多少带有几分“美人计”的作用。（1946年4月3日星期三）

他们（出庭受审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笔者注）的名字和面目都引起我的许多回忆和愤恨，……这群家伙今日确实丝毫没有当年的威风和豪气。他们平淡得好像你在东京或上海任何公共汽车里可以碰见的一车搭客一样。（1946年5月4日星期六）

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所表现出来的蛮气、霸气和兽性，人们——特别是饱受欺凌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善良老百姓——当然不会轻易地对日本人的“平淡”和“惟命是从”作正面的理解。不管他是绅士道还是武士道，是利剑还是菊花，人们都应该保持警惕。正因为如此，当先父从报纸上读到著名政论家欧文·拉铁摩尔论战后日本问题的文章时，便立即剪下寄往国内，并在日记中概述了原文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