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观点二：钱学森的不白之冤，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这第二点“客观评价”是叶文的核心，是叶文最大看点：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按照叶文所述，作出这个“客观评价”的证据来源于尹传红的信，其中提到中国青年报的编辑Z。

他(指Z—引者注)说：“(那篇文章)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当叶永烈为此走访这个Z君时，“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并且请他的女儿电话转告叶永烈，“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显然，尹传红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得到当事人Z的认同，这个故事成了尹传红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就不敢下结论说：“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而是Z君为之捉刀！”其实，即便Z认可这个故事，如果他没能提供确凿的书证，比如原稿或者当时的来往文字等等，叶先生也不能使用“清楚确认”这样的词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