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先生在2011年3月3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钱学森“万斤亩”公案始末》一文，详细考证了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所谓的内幕真相，得出了三点客观评价。这三点客观评价可以说是颠覆性的，与人们此前所知所议的相差甚远。
“大跃进”时代，我还是个初中生，根本不知道钱学森先生在“大跃进”前后发表的那些文章。后来虽有耳闻，但在叶文之前，没有读过其中任何篇章。曾经是数学力学系学生的我，对钱学森先生自然敬仰有加。但对社会盛传钱先生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事，确有人无完人之感。现在看到叶先生的长篇文章，解脱了围绕钱先生身上的困扰，深感欣慰，自然乐见皆大欢喜的结局。
但是细读全文，颇感失望。一个疑惑不由浮出脑海：叶文的评价真的客观吗？
窃以为，叶文所呈现材料是丰富的，但是叶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是粗疏的、随意的。为了奔向预定的目标，叶文对材料采用抽筋剥皮、仅取其需的方法，甚至把最重要的、可能性最大的事实都过滤掉而排除在外。叶先生所得出的结论大可商榷，“客观评价”难说客观。
本文提出质疑的角度是关于叶文的证据采信和逻辑判断，不涉及叶文资料的真实性问题，更与钱学森先生无关。也就是说，本文假定叶先生所提出的资料的本身是真实的、可信的；但是我认为，这些资料并不足以支撑叶先生的三点客观评价。我甚至进一步认为，由这些资料得出相反的结论，在逻辑上也是成立的。
本文就此与叶永烈先生商榷，并向专家和读者求教。下面逐一分析三点客观评价。
钱学森
叶永烈观点一：“万斤亩”在科学计算上是正确的
人们无法怀疑这个评价，但它是一个伪命题。叶文说：“正因为这样，作为一位严谨的科学家，钱学森反复用计算尺计算了太阳光能转化为粮食的数量。他1993年甚至得出‘粮粒’可以达到亩产10万市斤的结论。”人们无从怀疑科学家计算的正确性，问题是这样的计算有什么实际意义，它能说明什么。
首先，这个计算是建立在一个纯粹的理论假设之上的，即农作物可以全部转化照在大地上的日光能。这个亩产10万市斤的科学结论同样适用于沙漠，如果能满足许多无法实现的假设的话。它是一种无用的正确，离实际相差太远太远。据此来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好比按照世界地图来打隧道。人们还可以反复用计算尺计算，如果把太阳能全部利用起来，地球上还缺少能源吗？叶文还认为，钱学森清楚表明了他对于万斤亩的坚信，认为“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全球水稻平均亩产大概接近300公斤，袁隆平先生希望，到2015年，我国的大面积亩产提高到900公斤。我相信，钱先生的那个科学计算，也许1000年以后可以实现。但那不过是画饼充饥，基本上算是一种信仰。
其次，叶文强调钱学森“万斤亩”计算的正确，是想说明钱学森在1958年的一系列“万斤亩”的文章没有错。人们可以接受“文章没有错”，但是在全国亩产300斤的1958年，在头脑发热的“大跃进”中，发表这样的文章，它起的作用还需要多说吗？“万斤亩”计算没有错，能说明当年的高产卫星是真实的吗？叶文说钱学森进行太阳能转化计算是展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远景，现在五个十年过去了，这个计算的指导意义在哪里？
如果我们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们不得不说，在当时发表这样正确的文章，它就是错误的。因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只能是为当时的狂热氛围，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提供理论依据。
叶永烈观点二：钱学森的不白之冤，责任在《中国青年报》
这第二点“客观评价”是叶文的核心，是叶文最大看点：
二是在“大跃进”年代，作为“海归”的代表人物，作为科学界的头面人物钱学森应约就《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中国青年报》编辑截取他的文章的一小段，经过改头换面式的编辑加工，演变成为1958年农业“高产卫星”提供科学依据，在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责任在《中国青年报》。……使读者误以为钱学森在为农业“高产卫星”充当吹鼓手，因而使钱学森蒙受不白之冤。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
按照叶文所述，作出这个“客观评价”的证据来源于尹传红的信，其中提到中国青年报的编辑Z。
他(指Z—引者注)说：“(那篇文章)是我根据钱学森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整理的。整理稿让他看过，就署上他的名字发在《中国青年报》上了。”当叶永烈为此走访这个Z君时，“年已八旬的Z君借口身体欠安，不愿再谈往事。”并且请他的女儿电话转告叶永烈，“关于钱学森的文章，他不想说，也不再说，包括对他的女儿也不说。”显然，尹传红这种说法其实并没有得到当事人Z的认同，这个故事成了尹传红一个人的自说自话。这种情况，如果是我，就不敢下结论说：“从尹传红与Z君的谈话中，可以清楚确认，那篇《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并不是钱学森亲笔所写，而是Z君为之捉刀！”其实，即便Z认可这个故事，如果他没能提供确凿的书证，比如原稿或者当时的来往文字等等，叶先生也不能使用“清楚确认”这样的词语的。
进一步分析尹传红转述的Z君的话，它有三层意思：一是文章按照钱学森会议发言整理的，二是Z写了这篇文章，三是文章经过钱先生看过同意发表的。这三层意思本身，倒是浑然一体说得通的。但是，叶先生三者只取其一，他把第一层和第三层意思都否定了。我想应该提醒叶先生，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他推测，Z君的按照会议发言整理是“故意的托词”。其理由是他发现《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核心段和钱学森的某篇文章的第7段《农业生产还远远没有碰顶》几乎完全一样。以此起步，叶先生生动地描绘了Z创作的景象，并且认为他已经揭开了《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内幕。这真是叶先生粗暴武断的想象，他完全排除了另一种最大的可能：既然钱学森在多篇文章中写到这个“高产”的观点，当时又多次参加各种会议，为什么他不会在会议上反复讲述呢？Z文的来源就非出自钱的文章不可吗？说Z的文章不是整理钱学森发言，是没有根据的，只能说，是出自叶先生的心证和愿望。
至于文稿是经过钱同意的一说，叶先生的分析就更加随心所欲了。他说，如果钱学森有什么责任的话，那就是：
如果Z君当时确实事先把“整理稿”经过他过目，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如果Z君当时没有把“整理稿”寄给他过目，在事后他得知《中国青年报》发表那样改头换面的文章，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
不知为什么，叶先生的这两个如果排除了最大的一个如果，即Z君的说法，钱学森是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的。叶先生用Z君“不想再说”无法核对直接绕过了这个可能。显然，叶先生对Z君的这个说法不予采信。但是，按常理而论，报纸要发表署名文章，能不给被署名者看一看吗？如果钱学森不同意，《中国青年报》胆敢发表吗？另一方面，至少从叶文中，人们看不到钱学森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的理由。说到底，这篇文章并没有歪曲钱先生的原意。钱先生的理论可以用来论证十年农业发展纲要的“高产”，为什么不可以拿来论证当年的高产呢？据叶文介绍，钱先生直到1993年还坚持高产理论的，他为什么要不同意《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呢？叶先生不仅假定钱先生不同意这篇文章，而且还为他设想了几种没有对它“说什么”的原由。遗憾的是，这些都是叶先生的大胆推测，读者在叶文中并没有看到钱学森先生本人对此文的排斥性意见。
钱学森到底有没有看过“整理稿”并且同意发表，是全部问题的核心。任何企图绕过去的作法都是要不得的，是对读者和历史的不负责任。因为如果有看过，那就是钱学森的文章，谁写的就都无所谓了，叶文接下去的话也就全都白说了。既没有写稿编辑的事，更没有《中国青年报》的事。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不搞清楚，是绝对不能说“好在基本事实已经搞清”，并且把责任全部推到《中国青年报》的。那样的话，蒙受不白之冤的倒是《中国青年报》了。
叶先生还进一步下结论说：“应当说，由那篇‘戴帽穿靴’的短文引出的种种严重后果，其实与钱学森无关。”这就更加自相矛盾站不住脚了。该文既然以钱学森先生名字发表，而且叶永烈自己也说，在他的两个“如果”中，钱先生是有责任的。因为“他应当表示不同意发表”、“应当要求《中国青年报》更正或者道歉”。而据叶文介绍，毛泽东曾经亲口对钱学森说，“你在青年报上写的那篇文章我看了”。既然钱先生知道有这篇文章，又没有做到两个“应当”，怎么能说“与钱先生无关”呢？何况还存在一种叶先生只字不提的可能度极高的情况，那就是，钱先生是看过并且同意发表的，那更是应该“文责自负”，有直接责任了。无论哪种情况，叶先生的“应当说”，都是不应当说的。
叶先生不采信Z君的第一句和第三句，目的是撇清钱学森和此文的关系，但他没有达到，因为他的分析没有说服力。
至于在第二点客观评价中，还提到钱先生在1958年发表谈话、发表文章，原本不过是表态谈话、应景文章而已。仍然据叶文介绍，钱先生在1956年就开始研究农业高产问题，在“大跃进”时期写过6篇文章，在会议发言恐怕难以计数，直到1993年还坚持他的科学理论，甚至说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既然“他是以科学家的严谨认认真真对待这一问题的”，说他就《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谈话、文章都是表态、应景，恐怕是难以服众的。表态、应景云云，隐含着钱学森是违背本意委屈相从，但又何至于文章一发就达六篇之多，乐此不疲？这种说法表面上好像是维护钱先生的名誉，其实是对钱先生尊严的伤害，想来作为科学家的钱学森先生本人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的。
叶永烈观点三：把钱学森夸大为“大跃进”的推手，显然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叶先生的这种表述，恐怕很少有人能表示不同意。尤其说钱学森是“亩产万斤”浮夸风的“元凶”，我虽不知这种说法的出处，但我完全同意叶先生的痛斥。不过，这个评价不能回答一个更加务实的问题，钱学森和当年的浮夸风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特别是毛泽东说“上了科学家的当”，叶文没有揭示它的内幕真相。其实这个历史悬案更加重要。
从叶文我们知道，毛泽东是看过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叶文详细介绍了走访李锐的情况。李锐回忆两次和毛泽东的谈话，都说到毛泽东说“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亩产万斤的”。但是，叶先生述而不评，强调李锐的说法是孤证，不予采信。在第三点客观评价中避而不谈对这个至关重要的历史细节的判断，代之以推手、“元凶”的极端说法，这样否定批驳当然容易得多了。
这里还要提醒叶先生，对证据的取舍最好采用一致的原则。因为如果说李锐的话是孤证，那么尹传红的话更是孤证，他甚至不是亲历者。以之为立论作文的基础，要冒极大的失真的风险。
当然，我们应该感谢叶先生，他原原本本地介绍了李锐的话和文字，给读者留下自行判断的空间。恕我直言，仅就叶文所披露的材料而言，我没有理由不相信李锐的话。我相信在当时的时空氛围中，钱学森的文章确实影响过毛泽东。但也不宜过度高估它的作用，至于上当云云，恐怕还得另说。
叶文为了论证钱学森的文章和高产卫星无关，除了把《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切割给《中国青年报》的编辑之外，对于其他三篇论高产的文章，与放“卫星”无关的理由是，它们都写在《人民日报》报道放“卫星”之前。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逻辑。文章写在放“卫星”之后还可以说只是事后论证，写在放“卫星”之前，岂不真的是浮夸风的推手了吗？在另外一篇肯定是钱学森本人“捉刀”的《可以实现的理想》中，钱明明白白地说：“一亩稻、麦地的年产量就可以达到四万斤谷子！”正如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所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科学家想到了，“从衬衫左边的口袋里掏出计算尺一拉”，计算是无误的。这卫星能不上天吗？
如果说我原来对此事不甚了了，那么看过叶文后，我倒是坚定地认为，钱学森的几篇文章确实与大跃进有“斩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吴晓波说“欠一个道歉”，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沿着叶先生指引的路，我竟然走进了完全不同的房间，真是一次奇怪的体验。其实，与其在这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为之开脱，还不如探讨当年为什么一位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会卷进热昏的潮流中，更加有历史警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叶永烈先生是受人尊敬的作家，我是他的忠实读者。我十分喜爱他的作品，看过他公开出版的除科普作品以外的所有著作。但是我是把它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因为我知道，严谨考证不是叶先生的强项。而“万斤亩”公案的问题，既涉及堪称伟大的科学家，又关乎共和国一段触目惊心的历史，是恰恰需要严肃认真对待的。我从内心希望叶先生的结论能够成立，只是希望证据更加扎实，论述更加严谨，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