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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李敖痛批的"一代儒宗"钱穆曾经谄事蒋介石?

“钱穆与当权者关系,是可耻的。蒋介石利用钱穆的反动,来哄抬政权;钱穆利用蒋介石的反动,来得君行道,结果,人越丢越大。被蒋介石‘倡优畜之’的结果,他曲学阿世,大儒立场尽失,去朱子远矣!”这是李敖在钱穆去世时写下的话。

李敖与钱穆曾有一面之交,钱穆一生传奇,被称为“一代儒宗”,但李敖不以为然,说:“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阶级的怀里的!”

钱穆

钱穆

李敖所指,是钱穆一生中最为人诟病处,即与蒋介石关系不明不白,特别是蒋80大寿时,钱竟献祝词称蒋为:“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禀贞德而蹈贞运,斯以见天心之所属,而吾国家民族此一时代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胜之也。”可谓肉麻之至。李敖讽刺说:“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钱穆当年给我写信,标榜‘学问’与‘德行’的关系,如今‘学问’竟不胜阻止‘德行’的沦落,我真忍不住为他悲哀!”

那么,钱穆真的曾谄事蒋介石吗?真的是想“取媚上方,希图上进”吗?这对重视节操的钱穆来说,实为大关节,不能不辨。

胡适说吴宓的诗恶心

钱穆本名恩鑅,17岁改名穆。生于书香门第,到他父亲一代时家境已艰,及父殁,更入贫寒。钱穆19岁时辍学,靠自学成才,在入大学当教授前,曾在小学中学教书18年。

36岁时,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深得陈寅恪赞赏。可进北大后,钱穆与胡适、傅斯年学术观点不同,以至于“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只与吴宓、汤一介少数“文化保守主义”者往来。

钱穆

钱穆

吴宓在《大公报》上本有“文学副刊”,却因约傅斯年等人撰写星期论文,副刊被取消,胡适在日记中说:“今天听说《大公报》已把‘文学副刊’停办了。此是吴宓主持,办了三百一十二期。此是‘学衡’一班人的余孽,其实不成个东西。甚至于登载吴宓自己的烂诗,叫人作恶心。”

胡适解聘蒙文通时,找钱穆商量,钱与蒙曾在同一中学教书,钱穆表示反对,胡适却说:“文通上课,学生们都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最终蒙文通还是被解聘了。

钱穆与胡适不谐,因钱穆采取的是传统治史方式,喜欢从通史的角度看问题,不重细节,而胡适、傅斯年则力推西方史学方法,钱穆曾抱怨说:“此数十年来,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随,乃至互不相同。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

钱穆看不上王国维

钱穆认为现代学术过于碎片化,让人反而难以获得真知,此看法颇有见识。所以钱穆对王国维亦颇有批评,说:“胡适又推王静安(即王国维)为近代第一学者。王氏所著……皆近属专门,非通学。其学术基础皆植根于革命前亡清遗老……又岂得为民初开国一学人。”

可钱穆走得太远,甚至连甲骨学、考古学也要一并推翻,认为:“试问研究龟甲文,以及研究各地白话方言,又与治中国史具何关系?”

钱穆过度信任传统方法,体现出欠严谨、随意性过强的缺点。李敖就曾嘲笑说:“钱穆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大体上很有成绩,当然也闹大笑话。例如他考证孙武和孙膑为同一个人,并以此成名。但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孙子’出土,证明了孙武是孙武、孙膑是孙膑,证明了所谓朴学,不过乃尔!”

胡适、傅斯年是学界领袖,故钱穆在北大颇受压抑,自称:“余性顽固,不能适应新环境,此固余之所短。”“余性迂而执,不能应付现代之交际场合。”

然而,钱穆对传统的坚守却深得蒋介石青睐。

蒋介石与钱穆的人生经历略同,都是父亲早逝,靠严母拉扯成人,在心理上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成年后均醉心于宋明理学,希望通过孝的实践,产生与世界相关联的责任感,以此释放内心的压力。钱穆自中年接触理学后,每日必读相关书籍。

蒋介石指着邵力子鼻子骂

抗战爆发后,钱穆随北大教授南撤到云南蒙自,与陈梦家往来密切,一夜二人聊天,陈梦家力劝钱穆写一本中国通史的教科书,钱穆说材料太多,自己所知有限,希望将来模仿赵翼《二十二史札记》的体裁写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陈梦家说,你这是为自己学术地位考虑,对于学史学的人固然有益,却没替全国青年考虑,也没考虑时代的需要。

在陈梦家的启发下,钱穆完成了著名的《国史大纲》,1940年6月正式出版,一反此前中国通史的西方化叙事倾向,展现出“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并因“以中华文化民族意识为论旨”,引起蒋介石的注意。

1942年,蒋介石约见钱穆,钱穆却拒绝了,第二年,蒋介石再度约见钱穆,同时被约见者百余人,每人只能和蒋聊5分钟,但蒋11点见钱穆,一直聊到12点多,然后拉钱穆一起吃午饭,因钱穆年长,蒋请他坐上座,钱穆再三推辞,双方竟僵持了三四分钟。

蒋介石和钱穆聊了许多理学方面的话题,聊得兴起,蒋甚至将假牙摘下,放在桌上。据钱穆记,饭桌上都是高官,只有他一个读书人,让他颇觉窘迫,蒋介石兴致很高,还指着邵力子鼻子骂“你这个共产党”,邵只装没听见。

蒋突然问钱穆:你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蒋介石又问: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蒋没再说什么。

蒋介石雪中送炭

此后,蒋介石召钱穆到中央训练团高级班演讲,并请钱穆写《请儒学案》,钱穆此时已离开西南联大,在成都的这段时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钱穆曾说:“余之在成都,其时间之消费于茶座上者,乃不知其几何矣。”

抗战胜利后,钱穆直到1946年才离开成都。

1949年8月,新华社发表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极少数人”。

钱穆感到很委屈,说自己“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1950年,钱穆在香港开设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在《师友杂记》中,钱穆写道:“彼辈皆不能缴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间之楼梯上者,遇余晚间八九时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须多次叫他袱被而过,总计全校师生不到百人,而学费收入仅仅得百分之二十而已。”每月亏空多达港币三千多元,蒋介石伸出援手,一直帮助了4年,“直待数年后获得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援助”始停拨。

余英时当时也在新亚书院求学,据他说,钱穆只在学校待了一年半,其余时间基本在四处化缘。

李敖曾批评道:部分民脂民膏,被蒋介石以个人“面谕”方式市私恩,给市掉了,“办公费”办到一家私立学校头上,成何体统?

钱穆表现让人失望

新亚书院的开创人是徐复观与钱穆,通过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李敖曾见过钱穆一面,李敖带《李敖札记》(自编文集)第二卷给钱穆看,钱看了第一篇,便问史料出自何处。李敖说,一方面对钱穆不耻下问感到佩服,另一方面又觉得钱穆连这个都不知道,又有些轻视。此后李敖再也不去见钱穆了。

李敖对钱穆产生偏见始于1959年9月,蒋介石寻求第三次连任“总统”,对此“违宪”之举,胡适坚决反对,在蒋的压力下,胡虽然妥协,却始终在抵抗,改称:“今天大会开幕以后,曾有一位记者在车门前问我是否说过反对蒋先生连任的话,我承认两年前曾经说过,最近我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因为我重视的一件事是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可钱穆的反应却让李敖等人失望,蒋当面问钱穆:听说你反对我连任?并到书架上找钱穆相关的书,钱穆忙说:那是我1950年初到香港时写的东西,并不是为选举总统的事而发。“今已时移境易,情况大不同。此待‘总统’英明,内定于一心,断非他人所能参与其意见。”

钱穆不仅支持蒋连任,还将蒋与孙中山并列,说“此诚古今中外每一国家民族所希遘难遇之奇迹也”。

因反对蒋连任,雷震等人最终入狱,钱穆却顺水推舟,这或者也是为了新亚书院能维持下去,不得不如此。钱穆曾说:蒋介石以国士待我,我自当以国士报之。为了和钱穆见面,蒋介石甚至改穿长袍。

死也没能回到素书楼

1967年,在蒋介石屡次邀请下,钱穆到台湾定居,蒋介石专门拨款为钱穆修建了一所别墅,即“素书楼”,这被认为是钱穆一生的污点,因“用公帑建宾馆,双方都公私不清”,人们嘲笑钱穆讲了一辈子“义利之辨”,自己却利字当头。其实蒋介石也邀请了张大千等文化名人到台定居,为他们都建了别墅,钱穆并非个案。

1975年,钱穆得知蒋介石去世的消息时,“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唯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1989年,台北市清查“政府财产不当占用”,认定素书楼也在其中,加上各派斗争,1990年6月,钱穆夫妇主动迁出居住了20余年的素书楼,3个月后,钱穆便去世了,终年95岁。

钱穆的弟子叶龙曾对媒体说,他怀疑钱师母有私心,因她年龄比钱穆小30多岁,二人又无子嗣,想置一处私宅。钱穆搬到新寓所后,天天吵着要回素书楼。钱穆去世时,清点财产,“一个钱都没有”,只有一副眼镜,两根拐杖。

随着档案公开,学者们发现,钱穆与蒋介石之间每次会面都有谈话记录,从记录看,钱穆从未向蒋索要过什么,更未曾谄事蒋。钱穆恪守传统,对蒋有过高期待,但二人交往始终坦坦荡荡。

余英时称钱穆“一生为国故招魂”,并称“胡适是个受到他那个时代限制的学者,只管领一代风骚,但钱先生却不会限于时代格局而褪色,时间愈久愈能看出他的价值……将来中国文化还未灭绝,就会有人认识他不朽的一面”。

(责任编辑:费琪 CN001)
关键词: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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