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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与愿违:一名英国外交官使中英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

文|冯璐

在鸦片战争前,中英两国的接触大致上只限于商业层面,没有涉及政府间的官方往来。中外交往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广州行商和东印度公司特选委员会或大班(广州贸易总管)之间半官方性质的对等往来。然而,1813年,英国议会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到1833年,议会通过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华专卖权的法案。事情的背后,从事中英贸易的“散商”居功至伟,他们以东印度公司妨害自由贸易为由,通过征集签名、向政府请愿、游说国会等手段,终结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在1831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知道未来情况有变,要求东印度公司大班写信回国说:“……英国政府有责任任命一位商馆头目来广州……”他期望的是一名商业领袖,结果英国派来了一名外交官——“英国贸易驻中国商务总监督”威廉·约翰·律劳卑(William John Napier)。这样,两国关系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律劳卑出身贵族,16岁就加入英国皇家海军,参加过特拉法尔加海战,后以上校军衔退伍。在事先没有向清方正式通报的情况下,他于1834年7月15日抵达澳门,20日起草了致两广总督卢坤的函件,要求进入广州。卢坤表示,过去的大班是要“请牌进省”的,但你是“夷目”,身份不同、史无前例,所以要请旨定夺。

踌躇满志的律劳卑在未得两广总督卢坤许可的情况下于7月25日自行来到广州,还派下属直接前往城门,递交一份说明来意的“公函”。这一系列举动可以说步步踩雷。首先,除了商人和大班,任何外国人不得擅自进入广州城,律劳卑显然不在此列;其次,外国人递交的文书一律应由商行转呈,律劳卑的手下没有资格直接投递;第三,律劳卑投递的“公函”中自称“来自大英国的正贵大臣”,用平行的“书”(letter)形式,拒绝过去大班们所用、在他看来代表卑下的“禀”(pipetion)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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