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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的恐惧感:“夺门之变”带来的无穷后患

文|原廓

在很多观点中,“土木堡之变”与“夺门之变”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太监们的日益猖獗与干预朝政。比如明英宗“夺门之变”复辟后为了感谢曹吉祥,让他以司礼太监的身份总督三大营,开辟了宦官总领京军之恶例。明宪宗时汪直设立西厂,西厂特务横行各地,“自京师及天下,旁午侦事,虽王府不免。”明武宗时,刘瑾、张永等八人得宠于皇帝,时称“八虎”。到了天启朝,魏忠贤可谓一手遮天,人称“九千岁”。但这只是表象,内核其实是明英宗与之后好几位皇帝对于特务政治的注重,既“皇帝对朝臣的不信任,以及派系活动产生的敌意”。

明朝皇帝的恐惧感:“夺门之变”带来的无穷后患

我们从制度上回首“夺门之变”就可以明白,明英宗为什么会不信任朝臣了。“夺门之变”之所以能成功,可以说是武将、文臣与宦官三方合力的结果,缺了任何一方都不能成功。

明代对军队的管理,基本上是由武将、文臣、宦官三方面共同牵制。以京营为例,以武将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杨洪、安定侯柳博为总兵官,负责实际指挥训练十团营。同时又以宦官曹吉祥、刘永诚为监军,以文官兵部尚书于谦为提督。这个三位一体的指挥体系,用文臣制约武将,又用内臣作为监军制约作为外臣的文官。内外关系是相对的,武将是外,文官是内,宦官是宫官。总的来说是以内制外。“夺门之变”中,文官方面徐有贞参加行动,内臣曹吉祥和武将石亨联手,以边关告警为由调动军队,从而实现了“夺门之变”。也就是说,只要这三方联合起来,他们就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政变。这种情况难道不会让复辟的明英宗与他的子孙们感到不寒而栗吗?

因此,扶植与自己更为亲近的宦官集团,“使之(与文官集团)互相倾轧”(《剑桥中国史·明代史》),防止内廷与外朝的结盟,并通过特务政治对派系活动进行防范,就成为明朝皇帝们的必要施政手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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