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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纸术走向世界:一场遭遇战引发的蝴蝶效应

文|冯璐

花剌子模之弓箭,石国之陶盘,撒马尔罕之纸张,均可谓举世无匹。”

——穆卡达西

天宝十载(751)对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和他背后的大唐来说都是富于转折性的一年。就在这年正月,凯旋的高仙芝因西征大破石国(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获封右羽林大将军,逃走的石国王子向阿拔斯王朝乞兵,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正面相遇在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怛罗斯河畔。虽然史书将这场战争的起因含糊地指向高仙芝的贪婪成性和出尔反尔,不可否认的是,在正处于扩张期的阿拔斯王朝和依托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的财富铸就盛世的唐王朝之间,注定有此一战。

由于盟军葛逻禄部突然反叛,长途奔袭700余里的唐军在两面夹击中落败。尽管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至少两万唐军葬身山腹,但在远在长安的唐玄宗眼里,这场战役恐怕只是两国间的一次小规模冲突,毕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座战略要地仍在手中。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新旧唐书中皆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然而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回顾,此战之后,中国历朝对中亚的影响被永远挡在了怛罗斯河以东。更为重要的是,传说在被俘的唐朝匠人中有几个造纸工匠,他们培养的当地学徒打造出后来享誉伊斯兰世界许多个世纪的撒马尔罕纸,推动造纸技术传播到中东和西欧,引发蝴蝶效应,“为欧洲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最早把怛逻斯战俘与撒马尔罕造纸联系起来的文献,出自波斯学者萨阿列比(Thaalibi,961—1039),他在以阿拉伯文写作的《世界名珠》中曾提到:“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莎草片和羊皮⋯⋯纸是由战俘们从中国传到撒马尔罕的。”稍早于萨阿列比的阿拉伯书志学家伊本·纳迪姆(932—990)也在其著作《群书类述》中提及,呼罗珊纸“据说是中国工匠到呼罗珊造出来的”。总之,在8世纪后期,撒马尔罕兴起多家造纸工场,“撒马尔罕纸”因其质地优良,畅行中亚、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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