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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家特典到时尚潮牌:飞鱼服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明代前期有严格规定,享受过赐服待遇的人才有资格穿特殊纹样的衣服,此外在皇家重大典礼上,作为仪仗队的锦衣卫和内官们也可以穿上赐服纹样的华丽服饰。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那可就是“蟒袍轮流穿,明年到我家”了!

赐服纹样被滥用,蟒服首当其冲,这种情况至少在明朝前期就已出现。明英宗朱祁镇在位期间,曾对工部官员下令,“凡有织绣蟒龙、飞鱼、斗牛等违禁花样者,工匠处斩,家口发边卫充军。”朱祁镇的孙子朱佑樘也在此问题上做过努力。弘治元年,都御史边镛上奏请禁蟒服,奏折中,边镛对服饰上的蟒纹提出质疑:“蟒蛇本该没有角也没有爪子,现在的内官获赐的蟒服全是龙的形状,实在不成体统。”他建议将受赐官员的蟒服尽数收缴,也不许再织造,违者严惩。孝宗皇帝也认为有理,遂颁布命令禁止私造赐服。然而孝宗皇帝的这些努力,在他死后不久就会被宝贝儿子朱厚照消费掉。

明武宗朱厚照不仅自己穿什么衣服随心所欲,用来赐予别人的同样阔绰而任性,连伶人臧贤都获得了蟒服。正德时期的大太监刘瑾甚至大做赐服生意,据《明实录》记载,自刘瑾专权以来,“名器僭滥。以蟒鱼服色为黩货之资,武将阉臣下至厮餋,陈乞纷然,时有五十两一件蟒之谣云。”也就是说,此时蟒服、飞鱼服等皇家特典已经脱离皇权,开始商品化。生活于明末清初的谈迁在其私家编修编年体史书《国榷》中记载,正德朝大太监刘瑾被抄家时,抄出衮服4套,蟒服470袭。

自正德之后,嘉靖、万历两朝对赐服的赏赐也毫无节制,仅在《明实录》中记载,嘉靖一朝赏赐蟒服次数有47次,万历朝更是打破纪录,多达98次,与此前成化朝的1次和弘治朝的2次形成鲜明对比。能将赐服大肆违制、滥穿滥赐的,除了明武宗这样思路清奇的皇帝之外,掌握权势的太监群体也是一大重灾区。当时就有人指出,“国朝服色之最滥者,内臣与武臣也。内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万人。”晚明宦官刘若愚在紫禁城中生活了大半辈子,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他根据自己多年见闻,撰写了明宫廷杂史《酌中志》。在这本史料中,刘若愚描绘了当时宫中太监将蟒服当作常服日常穿着、招摇过殿的场景,凡司礼监、堂印、秉笔及乾清宫管事之耆旧有劳者,皆得赐坐蟒。天启朝时,大太监魏忠贤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滥穿坐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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