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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文|黄金生

及至西汉,作为史官之后并身为史官的司马迁,继承了通变的史学思想,并将它发扬光大,他以毕生的精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终于“成一家之言”,撰成一百三十篇、五十余万字的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巨著。在这部史书中,司马迁“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总结了中国数千年历史过程的盛衰变化,并提出了“承弊易变”的观点,将通变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作为二十四史的开篇,司马迁的《史记》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不溢美,不隐恶”,继承秉笔直书的原则,以实录精神取材、五种体裁编纂,忍辱发愤,写成记述中国自传说时代至汉初数千年历史的第一部完备巨著,标志着中国史学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为什么说司马迁的《史记》为中国史学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时代?

《史记》,全十册,司马迁撰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其父、自称均为“太史公”。后人也附会汉武帝时设太史公一职,是位在丞相之上的高官。但实际上太史仅是奉常的属官,名列九卿之下,更不可能在丞相之上。司马迁父子前后相继担任的都是“太史令”的职务。在上古时期史官地位尊崇,所以“太史公”应该是当时普遍流行的人们对史官的敬称。在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前140—前110)长期担任太史令的司马谈,早就有绍续先人、恪尽史职的志向。他希望能够接续孔子著《春秋》的传统,记述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事迹,使之显扬于天下,并且已经着手完成了部分书稿。然而,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封禅泰山,作为史官的司马谈却未能随行,这让他感到了无比的耻辱。封禅的实质是接通天地,沟通天人。但武帝却将史官摒弃在外,无疑是对这一职位最大的侮辱,由此,司马谈“发愤且卒”,临终之前“执迁手泣”,悲叹“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司马迁要延续家族的荣耀,继承父亲的志向,“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得到司马迁的承诺后才不无遗憾地舍下毕生志业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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