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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思路的回归与颠覆:两《唐书》在写法上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文|知衡

体例上,志、传两部分,新书更为亮眼。“志”方面,旧书11志,新书将其礼仪、音乐二志合并为礼乐志,后又增《仪卫志》《选举志》《兵志》,共13志,原有《天文志》《历志》篇幅却超过旧书3倍。“传”方面,废旧书列传61条,增加331条,增设“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特设“藩镇”,移“外戚”“宦官”于“酷吏”“藩镇”之前。新书孔颖达传移入《儒林传》,“以其深于经学也”;孙思邈由《方技传》移入《隐逸传》,“以其人品高,不仅以医见也”;再如杨国忠被改入《外戚传》等,一系列动作背后,是北宋史家对于“以史为鉴”的全新解构。

但新书又并非一味通过排列组合在“创新”。司马迁创纪、传、书、表的书写体例后,自魏晋至五代皆在志、表上有所缺略,清代赵翼曾分析“表多则传自可少”,精简清晰的表格对于梳理错综复杂的史事大有裨益。新书回归传统,立《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维护了纪传体史体例的完备性,此后《宋书》《明史》等一脉延续。

作史思路的回归与颠覆:两《唐书》在写法上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时间紧、任务重,旧书常常就地取材唐国史、实录,也受限于唐宣宗后资料匮乏,难免出现虎头蛇尾为人诟病;新书撰写则更为从容,加之如孙甫的《唐史记》,王彦威《唐典》以及宋敏求所补唐武宗以下六代实录、笔记、小说等可利用的史料大量涌现,让站在旧书肩膀上的新书撰写游刃有余。也因此,新书一经面世后,“《旧书》遂不甚行”。对于旧书何时刊刻,印本几种,学术界总结不一,前代流传至今的尚存南宋绍兴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又称越刻本)和明嘉靖十八年的闻人诠刻本。相比之下,《新唐书》虽然晚出,但历宋、元、明、清四朝,一直被奉为正史。宋代印刷事业迅速发展,刻本远远多于《旧唐书》,较有名的南宋刻本有十四行残本,旧藏吴兴陆氏皕宋楼,后归日本静嘉堂文库;越刻本的元补版印残本,藏北京图书馆;十六行残本,旧藏傅氏双鉴楼;建阳书坊魏仲立刻残本,旧藏吴兴刘氏嘉业堂。此外尚有元刻本、明成化南监刻本、明万历北京国子监刻“二十一史”本、明毛晋汲古阁刻十七史本,清武英殿刻本、商务印书馆百衲本(据称保存旧刻真颜,胜于殿本)等等。有清一代,不仅恢复了《旧唐书》的正史地位,还重新校勘、刊刻两《唐书》,使之更为通行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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