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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篇《再上皇帝书》句句人身攻击还不指名道姓,骂的是谁?

熙宁三年(1070),苏轼连续进呈了《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皇帝书》与《拟进士对御试策》,全面展开对新政的批判。

第一篇《上神宗皇帝书》长达万言,可谓是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之代表。在此文中,苏轼将变法内容进行逐条批驳,大加批伐,几至无一丝可取之处。文章开篇,苏轼就提出了“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亦即苏轼对于变法所要表达的核心思想。

“结人心”针对的就是变法的各项具体措施。比如那个“制置三司条例司”,是在朝廷体制之外另设一个部门。实际上是撇开原有那些反对变法的官僚,另外任用一批新人来推行变法。在苏轼看来,这个新机构的执掌与中书、宰相重合,不但其本身就增加了冗员和冗费,而且使得“民实惊疑”“吏皆惶惑”。要“复人心而安国本”,就应该罢去“新法”的领导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如此,“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

苏轼这篇《再上皇帝书》句句人身攻击还不指名道姓,骂的是谁?

“厚风俗”则是反驳王安石变法的相关理念。基于传统的儒家观念,苏轼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其“道德”“风俗”,而不能以简单的“强弱”“富贫”衡量。比如“秦”“隋”两朝时国家看似国富力强,但“根本已空”,则“僵仆无日”,导致了他们的“速亡”。从中不难看出,苏轼主张的是藏富于民。另外,苏轼也反对王安石任用“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因为任用这样的人会导致“好利之党,相师成风”——这一点也被苏轼不幸言中了,王安石火线提拔的官员——以吕惠卿为首——后来都列入了《宋史》的“奸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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