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时读过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初读时，感觉那种压抑不住的悲痛如平地而起的惊雷震彻心扉，吟诵了三四遍，不知不觉便记住了。多少年后，再回味这首词，只盯住了“小轩窗，正梳妆”，于是瞎想狂猜在苏轼与王弗的婚姻里，似乎爱情的成分少一些，亲情的成分多一些。

最近在APP“喜马拉雅”上听《有种后宫叫德妃》，常常忍不住想，假如苏轼是皇帝，王弗和朝云都是宫妃，那谁更受宠一些呢。如果我是苏轼的话，当然更喜欢朝云。她与苏轼在同一轨道上，在冷寂多于热闹的人间，能让苏轼减少凄清，她懂得那种“不合时宜”实是他的坚持自我、不趋炎附势。

苏轼是优秀的文学家，却显然不是杰出的政治家。神宗即位之初，看到国家积贫积弱，遂欲兴利除弊、富国强兵，任用王安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大潮滚滚而来，此时的苏轼却逆流而上，写了洋洋数千言的《上神宗皇帝书》。他注意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部分问题，即对新法进行了全面否定，从政治上来说，确是不成熟的表现。但他敢于诚实地提出问题，满心是对民瘼的关切，表现出了一个有责任感的士大夫的担当。

待到王安石罢相，司马光执政后，没有经过广泛调查的司马光与朝廷实权人物达成协议，全部废除新法。此时，苏轼却由于担任了湖州、黄州、常州等多个地方官，积累了丰富经验，认识到了新法中免役法的好处，并成为大力维护者，于是又遭到司马光背后不少保守朝臣的敌视。

一反对，一维护，人生就已过去了大半。

在苏轼的生命历程里，无论持何种政见，皆是出于公心，从没为身谋而见风使舵，就连与他不合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武士在战场英勇杀敌是英雄，文臣坚持理想、不避权势、直言敢谏同样是英雄。

许多人喜欢苏轼，是因为他的韧性。他随遇而安，乐观放达，即使在最冷僻荒凉的地方，也能让生命开出花来。而我更喜欢他灵魂里的刚性，他是儒家精神滋养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一腔热血，不避风雨，敢说敢做，赤诚实干。这样的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这样敢说真话、能干实事的人多一些，我们的国家才会少走弯路、更加繁荣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