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二十九年（741），河北采访处置使张利贞到营州考察，任平卢军兵马使的安禄山对张利贞及其随员厚赠金帛，结果使张利贞回朝复命之时对他大加称赞，第二年，40岁的安禄山就被任命为平卢节度使。过了两年，又兼任了范阳节度使。天宝五年（746），吏部尚书席建侯为河北黜陟使监察河北，安禄山又如法炮制，和当年“厚赂往来者，乞为好言”一样，结果席建侯在向朝廷的报告中力称安禄山“公直、无私、严正、奉法”。这些皇帝的亲信大臣“并言其美”，皇帝对安禄山的宠信就“意益坚不摇矣”。尤其是他后来媚事宰相李林甫，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获取到更多的政治利益。所谓：“右相李林甫与禄山交通，复屡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宠遇。”（《旧唐书·安禄山传》、《资治通鉴》）实际上，在这一时期，大量胡人成为唐朝边防军战士，对担任边帅长官者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方面，需要军将及节度使能有效统驭番兵；另一方面，则要胜任守土安边之职。盛世之下内地不闻金鼓，不习攻战，汉族将帅数量相对减少，能够为朝廷所用的将领更是寥若晨星，番兵番将成为边地唐军的重要构成，统领边军的节度使多由胡人担任，遂势不可挡。安禄山身兼三镇节度使，也正是这样一种形势之下的必然结果。旧史中把安禄山之叛归罪于李林甫重用番将的建议，实际上天宝年间重用番将乃是天宝军事体制变动的结果，是边疆防御局势的要求。李林甫即使首先动议重用番将守边，也是由于这一客观形势所迫。只是安禄山这一胡人能够得到重用，与李林甫等人的推美是有直接关系的。
第二，利用掌握的权力进一步创造政绩。
安禄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就是要让朝廷确信他可以确保唐朝东北边防的安全。为了“以边功市宠”，他常常利用欺骗手段诱杀“两番”。如历史记载：安禄山前后十余度欺诱契丹，酒宴之时酒中放莨菪子，预掘一坑，待其昏醉，斩首埋之，皆不觉死，每度数十人。甚至不惜有意侵掠两番，制造事端，恶化边境形势。天宝四年（745）三月，唐以宗室之女赐公主名嫁于契丹、奚，实行和亲，双方关系趋于缓和。但因两番不堪安禄山屡事侵掠，遂于当年九月“各杀公主，举部落以叛”（《安禄山事迹》卷上）。这样，安禄山有了出兵的理由，也就有了立功的机会。本来，东北边帅身兼“押两番使”，绥靖两番、确保东北边境安谧乃其职守，安禄山却借之成为他仕途腾达的阶梯，其阴毒残忍与狼子野心可见一斑。更可悲者，唐朝廷却把安禄山视为东北的“万里长城”，在封赏诏书中盛赞他“声威振于绝漠，捍御比于长城”。直到叛乱前夕，唐玄宗还对他寄予厚望，说“东北二虏，藉其镇遏”（《资治通鉴》）云云。安禄山正是利用东北边防之势，挟两番以邀其功，一步一步博得了朝廷的信任、玄宗的恩宠。从安禄山天宝元年（742）正月担任平卢节度使之后官职勋爵的晋升迁转，就可领略到这一概况。从这层意义上说，是唐朝的国策造就了安禄山。当安禄山扬起东北的烟尘时，皇帝所倚赖的“万里长城”反而成了推倒“长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