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往对于叶志超的“弃城而逃”,一般的表述是,此人作为平壤前线的总指挥,在城中军储丰厚的情况下,弃城而逃,狂奔五百里,渡过鸭绿江,退入中国境内。
换句话说,认为平壤城“可守”,可守不守,那就是逃跑主义者。
事实上,平壤之战是有两大战场,一为城北,一为城南,城南的清军与日军打成了胶着,而城北的制高点牡丹台和平壤北门玄武门都被日军攻陷,日军已经在调整部署,准备从此处一鼓作气攻克平壤了。
日方根据战地记者报道编纂的《日清战争实记》就写得很清楚:
日军在9月15日(农历八月十六日)凌晨发起总攻,午前八时三十分,终于把牡丹台上的清军全部赶走,顺利占领了牡丹台。佐藤大佐见牡丹台已被日军攻占,遂向玄武门冲击,终于打破了坚固的平壤城的一角。日军已经攻占了牡丹台这个险要之地,俯视着平壤城,攻破了玄武门,逼近了主城,势如破竹,几乎所向披靡,欲立即入城。(编者注:非原文,叙事口吻有改动)
在这个背景下,叶志超召集了守城将领开会,提出:
北门之咽喉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见栾述善《楚囚逸史》,栾为与会的大将卫汝贵幕僚,平壤陷落后被俘)
其实叶志超本身的兵力在当时的平壤城中并不多,只有2000多残兵,后勤保障,也仰赖盛军,在战时,他还曾向盛军前敌军械委员邱凤池处借了哈乞开斯步枪子弹10万6千颗。
文|刘怡 如果说在第三帝国的首恶人物中,戈林是极富魅力的组织家,希姆莱是内心麻木的宗教大法官,那么鲍曼就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鲍曼没有任何像样的政治理念,也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专业技能
文|孙贝贝 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不论改革还是革命,都是以救亡图存为终途,就此而言,改革与革命实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