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恰巧在这个时候,也正好有个机会找上门来:南京的知府晏殊要为应天府书院找一位新校长,考虑到范仲淹原本就是应天府书院毕业的,再加上进士及第,道德学问也有目共睹,所以就把聘书送上门来。范仲淹就这样出任了母校的“山长”(校长)。
应天府书院是北宋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进士的“录取率”一直高居前列,朝廷中的很多官员都出自这个书院,这无形中给范仲淹构建了一张很好的人脉关系网,为他今后的仕途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而学院的生活也更加坚定了范仲淹振兴儒家理想的信念,完善了他作为一个“神一样存在”的正人君子形象,使得他的人品行止犹如一块丰碑,耸立在历史的长廊中。
我们今天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无不感佩于他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情怀。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正是他推行“庆历新政”失败、遭遇人生低谷的阶段,而且,许多学者查阅了《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等有关史籍,发现范仲淹其实一生从未到过洞庭湖,更未登过岳阳楼,他只是根据滕子京派人送给他的一幅画卷写出了洞庭湖的浩瀚场景、岳阳楼的万千气象。但不管怎样,范仲淹却喊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思想,鼓励了后世诸多的仁人志士。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是宋朝文人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地感觉到此,这其实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代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范仲淹的伟大之处在于喊出了时代口号,扛起了儒学复兴的一面旗帜。
1931年3月,国民党军调集4个师兵力,从南北两路围剿鄂豫皖苏区。坚持苏区斗争的红4军在邝继勋、徐向前等首长指挥下,避实击虚,先打弱敌,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当下,对于发达国家学术研究水平,当代中国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洋”必然强于“土”,各种学科皆是如此。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实现了自立自强,所谓的“洋先生”,绝大多数都是招摇撞骗的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