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依赖实验设备的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科学，特别是历史学、古典文学、古典哲学的研究方式主要是解读历史文献。即便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面对祖先留下的文言文，也不免挠头，外国人又将如何研究呢？这也是许多中国人质疑洋学者的重要问题。笔者曾在哈佛东亚系参加过一门极为考验古文功底的课程：清代档案阅读与研究。这门课程围绕一个专题，采集原始档案，由学生阅读并翻译成英文，再加以研究。作为国内一流高校培养的历史学博士，坦率地说，其中部分内容艰涩难懂，翻译成英语更无从下手。但来自欧美的博士生非常圆满地完成了翻译任务，他们的古汉语阅读与理解能力，不逊于绝大多数国内研究生。

学生如此，老师的语言能力和古汉语水平更毋庸置疑。事实上，如果单纯比较语言能力，中国学者反而处于劣势。哈佛东亚系博士生要求至少掌握三种语言，许多来自欧美的学生、学者，往往可以熟练掌握更多的语言。即便是今日最苛刻的学术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西方学者凭借语言优势，可以参考各民族的历史资料，达成有特色的学术研究。

二、信息时代的另类隔阂

自从互联网广泛应用，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信息获取也越来越便捷。翻阅今天中国人文学科论文、专著的参考文献，几乎都有国外文献，而且经常从上世纪初的论文，到刚刚出版的论著都有引用。否了解国外同行的研究现状，已成为国内衡量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学术研究应该博采众家，无论是方法理路还是实证考察，都是兼听则明，大量参考国外研究既正常也有必要。但是，西方汉学研究者，是否也大量征引了中国同行的论著呢？恐怕未必。

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无论是博士资格考试，还是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绝大多数都是英文文献，中文数量甚至少于日文和法文。有限的中文文献，大多来自上世纪20、30年代出生的老一辈学者，如今中国学界主力学者的论著寥寥无几，似乎美国人的研究和中国人的研究没有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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