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就纯学术领域而言,尽管交流已无障碍,学术对话却存在困难,特别是缺少足够大的平等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机遇却是已经出现。
促成平等对话、学术认同的首要因素是大量中国留学生的加入。在清代档案课上,欧立德(Mark C. Elliott)教授开玩笑地说,他当初接手这门课程时,只有几个中国人,可现如今,只有几个人不是中国人。绝大多数留学生先在中国接受了本科、研究生层级的教育,而后来到美国,经历了漫长的博士培养。这样的经历,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具有连通中、西方学界的可能性。尤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些年轻一代留学生往往更具有民族认同感,愿意为中国学界争取话语权。
欧立德
笔者在游学期间与欧美学生讨论问题,几次恼火于对方的双重标准,却又困于不熟悉西方话语逻辑,一时难以反驳,都是中国留学生挺身而出,据理力争。可以预见,待到这些年轻的留学生进入学界,无论他们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将有利于中外学界的平等对话和自由交流。
另一个因素是随着中国实力的提高,特别是教育水平的提升,培养了一批真正了解中国的欧美学者。虽然有人推崇民国大师,但真正能让外国学者尊称为师的,却大多是20世纪中期成名的学者,比如历史学界韦庆远、王钟翰教授,由于亲自指导过欧美学生,他们的学术论著被引入欧美,出现在西方书籍的参考书目之列。随着中国高校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加大,这种交流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如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教授,就曾在厦门大学求学。笔者在哈佛接触到的外国研究生,凡是以中国为研究对象,都有过在中国高校交流、访学的经历。虽然还存在交流时间太短,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刻板偏见太重等问题,但不难看出,转变已经开始。
来源:袁袁说史 提起越南的亲华人物,作为中国人的我们,第一个会想到的便是越南国父胡志明先生。他主政越南期间,中越两国亲密无间,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