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某村庄小广场》，1838年，博尔热

明面上，巴尔扎克以“中国”为题，对它的赞美大过批评，其实是在表达对本国的不满，“生产和对外贸易在中国和英国一样都是忠实可靠的，相反，在法国，所有伪劣产品用来出口。产品弄虚作假的情况令人发指，这种不光彩的盘算方法腐蚀了整个阶层。国家和市政府‘为穷人’创办了免费市镇小学，穷人并不能让孩子进去读书。这些学校里全是富人的子弟⋯⋯”

描写，分析，批判人的本身，人类和社会从来都是推动巴尔扎克写作的不竭动力，童年的耳濡目染让他将中国元素化为己用，他从各种类型的文化土壤中汲取养分，“发掘内心，解剖激情。探索人、灵魂、心、脏腑、头脑和各个人的深渊”，中国于他而言确实是奇特的，存在于理论和想象中，他对它充满了赞美和向往，但因知识和经验所限，他了解的永远是“第二手”的中国，就像他想当然以为“中国和中国人就如同在大屏风、小围屏和小瓷器、大花瓶及绘画中的形象一样”，男人圆脸小嘴，蓄八字小胡，戴着形似灯罩的帽子，女人穿着肥大的绣花袍子；无论男女老少，总是佝偻着身子，似乎永远直不起腰来。殊不知那是为迎合欧洲市场需要创造出来的形象，事实上，去过中国的人就会发现，“他们既非那样丑，也不那样滑稽可笑。”可惜的是，巴尔扎克一生没到过中国，他离它是那么近，又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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